在很多人眼里，日本天皇是日本军队的主人，他可以命令他们灭绝人性地生，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死，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山县有朋，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 ，是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传统。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时代，有“陆之长州，海之萨摩”的说法，陆军上层人事长期为长州藩出身的将官把持，代表即山县有朋，后继者则是田中义一，但同样也有萨摩出身的派系，如上原勇作、大山岩和后继者宇都宫太郎等人。

藩阀人事在日俄战争前后依旧发挥着作用，甚至连战争中各军的人事安排也会受到这种出身的影响，看起来非常可笑。

在将帅阶层是如此，由山县有朋一手建立的陆军幼年军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一整套军官培训体系量产出的“职业军人”团体，在自幼几乎与社会隔绝的军队环境下，形成了特殊的人际关系。

比如陆军大学高名次毕业的优秀分子会被分配到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这些中央“官衙”担任幕僚，然后派驻外国担任武官或进行情报调查2年，继而调回国内担任“省部幕僚”，像“巴登-巴登三羽乌”中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以及后来者的东条英机就是这种类型，他们提出的目标也是“破除藩阀人事”和“建立总体战准备”。

说到底，就是想早上位、快上位。

借助二•二六兵变的清扫，这些分属“统制派”、“皇道派”的精英们也确实快速上升，后来发展的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孝太郎、松井石根、中岛今朝吾，下村定、矶谷廉介等7人，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升为将军。

与他们不同的是，士官学校考不上陆大的军官们，会一直在部队里担任中下级军官，被称为“队附将校”，绝大多数都在大尉到中佐的阶段退役。

反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的19名主谋军官，尽管出身各不相同，有的父亲还是少将，也都属于这个阶级，换言之，除非人品大爆发，他们将永居下僚，永远不可能爬上去决定日本陆军乃至日本的命运。

政变的成功，既是理想主义的迸发，同样是他们现实中飞黄腾达的唯一机遇。

当然，他们的理想主义掺杂着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成分，也有皇道派鼓吹的精神致胜呓语，精神领袖就是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他的名言是：

“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

二战期间，扛着竹枪训练的日本妇女，荒木贞夫的疯狂在他离开军队后得到了全民贯彻，因为他在1938年又做了负责宣传教育的“文部大臣”，搞出了“国粹主义教育论”，并成为25名甲级战犯中的一员。。

至于北一辉那套带着社会主义革命色彩的理论就更不用说了，“保障言论自由、保障基本人权、普及教育、废除贵族院、土地改革、建立普选、解体财阀、限制私有财产、削减皇室财产、日朝合并、对外扩张”，连天皇都要交出绝大部分财产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指望昭和天皇能够支持他们的“维新”?

后人评论伊藤博文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指的就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的“天皇统帅陆海军”，而非“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

问题在哪里呢?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权威、日本国会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曾提出一个“天皇机关说”的宪法学说，即日本的立宪君主政体是天皇和代表国民的帝国议会(众议院)共同进行统治的君民共治的政体，天皇和帝国议会都是国家的直接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应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不是绝对无限的。

此论流传很久，而且受到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就连昭和天皇本人，都在和本庄繁(时任侍从武官长)和铃木贯太郎(时任侍从长)的谈话中表示认可这一观点。

但是“天皇统帅”的陆军和一系列右翼团体坚决反对，在1935年掀起了反对“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指责美浓部达吉“慢性谋反”，是为“学匪”，就差没说他是“和奸”了。最终逼迫当时的冈田内阁两次发布声明，明确：

“认为统帅权的主体不是天皇，天皇是国家机关的所谓‘天皇机关说’，乃是有悖于我国神圣国体的过分的东西，必须坚决刈除。”

1935年4月美浓部达吉博士在家中改订自著，他的“天皇机关”学说当年被指控犯了“不敬罪”，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之职，遭东京大学解聘，随即其《宪法概要》等五部著作被禁止发行，甚至受到异议人士的刺杀，不过幸免于难。

在军部面对身为天皇代表的元老+宫内集团+政党+议会的联盟时，军刀轻易刺穿了书本，需要注意的是，“明征国体”同样是一年后二•二六兵变所操的核心宗旨。

而在二•二六兵变中陆军集团对于镇压的拖延、犹豫，甚至对天皇本人坚决镇压命令的阳奉阴违，也可以看出，天皇统帅的陆军早已成为拥有自己意志的怪兽，他们无条件效忠的对象，根本不是人格化的天皇本人，而是虚幻的天皇主权，只要他们觉得目的正确，一样可以将天皇玩弄在鼓掌之间。这一点，一定要点明。

所以，当昭和天皇责问陆军大臣镇压兵变迟缓时，陆军大臣即以政变士兵的“爱国心”和部队调动等等理由搪塞，不愿以武力剿灭叛乱，直接触怒了昭和天皇：

“朕最信赖之老臣为彼等悉数击倒，此不啻用绫缎绞朕之首……若陆军不行动，朕当亲率近卫师团镇压!”

而日本海军则由于长期的英式训练，而处于相对超然地位，即使是天皇的平叛令，也是要求陆军执行，只是由于二•二六兵变中有3位海军出身的阁僚被刺杀，刺激了海军主动加入镇压，甚至连长门号战列舰都把它410毫米的主炮指向了东京。

至此，借着天皇的明确表态和海军巨炮的压力，二·二六兵变后，以石原莞尔和武藤章为代表的“革新幕僚”开始积极地对军队内部进行清洗，12名陆军大将有9人强制退役，所有曾经向叛军表示支持的高级将领全部被调到偏远地区任职。

又以防止转入预备役的皇道派大将谋求陆军大臣职位的名义，逼迫新任的广田弘毅内阁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允许现役大将担任陆军大臣。这个制度的危险性在于，陆军只要觉得内阁不合己意，即可要求陆军大臣辞职并不推举继任人选，让内阁因缺员而倒台。

可谓军队逼迫政府屈从的一大杀手锏，原本为财阀所操纵的政府，也屈服在陆军的马靴之下。

至此，“巴登-巴登盟约”中关于人事和总体战的目标终于完全实现，日本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快车道，向着世界大战的方向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