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期间设立的慰安所

韩国日军随军性奴隶姜德京的画作《处罚责任者》

曾经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国家不止日本一个。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军队押解着数十万女性漂洋过海、翻山越岭，逼迫她们为士兵提供性服务，以鼓励士兵在侵略战争中去血腥厮杀。

这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日本沿用本国旧称，把军队性奴隶暧昧地称作“慰安妇”），与战时偶发的强奸案完全不同。在军队性奴隶制度下，受侵略国的绝大多数受害妇女是被强逼或欺骗入军，失去人身自由，充当性奴隶的，她们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在主流政治层面，公然为军队性奴隶制度张目。

传统“性政治”观念

日本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与其社会构造和对“性”的观念有关。

古代日本奉行一种“性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把“性”仅仅看作一种私人领域的行为，而是从国家的角度把它当成一种公共资源。这从幕府时期以消解敌对力量为目的、以“阉割大名睾丸”的艺妓培养为突出标志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国家倡导的对资本原始积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战争时期为本国军队配置“慰安妇”的军队性奴隶制度，都可以看出这条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类的可耻观念的明线。

“慰安妇”作为专有名词，至少在13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据小野武雄《吉原和岛原》一书的记载，足利将军二代时，为了激发官兵的斗志，就为受命讨伐菊池光武的军队（1359年），每船配备10至20人的“倾城”（妓女），作为“夜晚的慰安妇”。

到19世纪中叶，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与游女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了流传后世的浮世经典，例如京都祗园的艺妓君尾舍命救井上馨和木户孝允，以后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户孝允的妻子几松也是追随他反幕生涯的艺妓，西乡隆盛的女友则是名为“阿虎”的艺妓。至于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来也是出生于马关的艺妓。维新成功，明治政府迁都东京后，这批政府要员喜欢到东京的新桥游廓（妓院）寻欢，伊藤宠爱其中的艺妓阿仓，为了掩人耳目，便让阿仓到横滨开设茶屋富贵楼，于是这里成了伊藤的别宅。

二战时性质改变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业发展得如此之快，与大量军队长期驻扎海外是有关系的。有军队驻扎之处，就必定有卖春业者建“料亭”（即饭店，有女性服务）为军官服务。“料亭”的作用，就是为军官召开诸如作战谋略、与商社秘密接洽会议时提供类似“待合政治”的场所。

还有就是赚军队的钱，秉承游廓一贯的与政府紧密结合的传统，日本军队打到哪里，游女屋就服务到哪里，与日本的侵略扩张相伴始终。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这仅仅是政府认可的从业人数，可见这支队伍是多么庞大，无怪乎被研究者称为“娘子军”。学者谷川健一认为，日本的卖春妇作为“娘子军”，起到了“皇军先遣队”的作用。

日本侵占并经营中国东北时，关东军、“开拓团”、南满铁路像吸血蝙蝠一样吸吮着中国东北的肥田沃野，在大连、旅顺、奉天等地也聚集着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实现彻底驾驭朝鲜的目的，推行鸦片、娼妓的发展政策，到处兴建“红灯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这一政策实施得更快。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利用战时体制，一鼓作气地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鲜青壮年充当炮灰或苦力，并强征朝鲜未婚女子到日军中从事“特殊任务”，即充当军队性奴隶（即所谓“慰安妇”）。

“慰安妇”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产物，在二战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迅速发展为军队性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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