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日本，从江户时代直到二战结束，习惯上用“支那”指代中国，源自印度佛经日译本里对“秦”（chin）的讹音。不过，在大正时代作家口中的“支那”并不含贬义色彩，鲁迅的文章里也曾多次使用。谷崎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上文所引的这段对话反映了大正时期的一大社会时尚，那就是持续十数年的中国旅游热，而这一风潮首先兴起于日本文艺界。

1920年代的北京街景（资料图）

大正时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两度到中国游历，写了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名作，其中小说《鹤唳》中有这样的对话：

主人公靖之助的妻子不理解为何丈夫如此痴迷中国，乐不思蜀，问：“支那是好地方吗？”丈夫答道：“好地方啊，那是像图画一样美的国度啊。”

在日本，从江户时代直到二战结束，习惯上用“支那”指代中国，源自印度佛经日译本里对“秦”（chin）的讹音。不过，在大正时代作家口中的“支那”并不含贬义色彩，鲁迅的文章里也曾多次使用。谷崎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上文所引的这段对话反映了大正时期的一大社会时尚，那就是持续十数年的中国旅游热，而这一风潮首先兴起于日本文艺界。

中国成为大正日本人怀旧的乌托邦

中国旅游热是大正时期日本文化流行的“支那趣味”的重要一环。在大正时代诸多流行语中，“支那趣味”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所谓“支那趣味”，就是对中国风物的憧憬，或者说对中国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和向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目标高歌猛进。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城市雨后春笋般接连出现。到1920年时，全国已经有超过八十个城市，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两成，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汇集，传统农村社会的牧歌风情不断丧失。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精神家园的丧失。快速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人与自然的冲突感，商业社会人的异化和主体性丧失的迷失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开始凸显。文艺界的精英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现实不如意就选择怀旧，大洋彼岸的中国成了大正日本人抒发精神乡愁的乌托邦。

大正时代的文艺精英，大多生于明治维新以后。虽然彼时日本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学习的对象，转向以西洋为师。但儒家经典乃至汉诗汉文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养”仍被社会所重，也是知识阶层自幼必须学习的一项功课。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中岛敦等大正文人，他们从小就接受汉诗文的熏陶。古典汉籍中深奥精微的文辞，宏大壮美的意象和浪漫高蹈的表达，在他们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对日本人而言，中国印象不过是他们在诵读那些似懂非懂的诗文篇章时，一边在内心构筑起来的意象。然而正是这种“幻觉”强烈吸引着诸多文艺青年把寻觅精神故乡的眼光投向了中国，他们要到中国这苍茫广袤的大地上来寻找他们心中充满牧歌风情的浪漫与传奇。

大正日本人旅行到中国，一个基本条件得益于日益发达的海内外交通。

海陆交通的发达，使中国之旅成为可能

隋唐以来，中国是日本学习、模仿的对象，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日本人心存敬仰和憧憬。江户时代中期的学者荻生徂徕把中国视为“圣人之国”，他从江户城日本桥迁居到品川，高兴地手舞足蹈，因为这样一来距离心目中的圣人国度又近了四十公里。

在近代以前，受交通所限，对多数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所在。到了大正时代，日本人对到中国旅行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比任何时期都更有热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陆交通日益发达，前往中国不再是梦想了。

大正时代，日本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大陆政策，大力开发往来中国的海、陆交通线，使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物流、人流往来更加便捷。经过处心积虑的经营，朝鲜半岛成了日本通往东亚大陆的津梁。

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大清北洋水师，从此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1910年吞并朝鲜后不久，日本将铁路修到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获得了通往欧亚大陆的跳板。在中国，日本政府支配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东北地区大规模进行铁路建设，从沈阳可以直达北京。通过铁路交通，人们可以前往中国内陆所有铁道所达之处。海路和内陆水运方面，从九州门司港到上海，下关到大连等海上航线的开通，使日本往来中国的行程大为缩短。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通过签订《马关条约》获得了深入中国内陆经商的权利，日本船运公司介入到长江、湘江流域的水运经营中，经过近二十年的苦心经营，日本船运航线也已经深入到内陆腹地。这都为日本人深入中国内陆旅行提供了便利。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旅游行业看到了商机，推出多种前往中国旅行的特色线路。创业于1905年的日本旅行社于1918年开始促销“日、支周游券”、“日、满联络券”、“日、朝、满巡游券”，日本国民只要申请护照交足旅费，都可以通过旅行代理机构到中国大陆旅游。首先踊跃响应的就是大正文坛的名作家，从这年起谷崎润一郎、萩原朔太郎、木下杢太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还有竹内栖凤等新潮作家、诗人和画家先后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并形成一股潮流。“支那”终于从文本幻想中现出真容，进入他们的视界。

大正作家的中国印象：有憧憬有梦碎

第一个将“支那趣味”从概念付诸行动的是谷崎润一郎。大正七年（1918年）十月，他从下关出发搭乘邮轮到釜山，接着搭乘火车经朝鲜半岛到沈阳，再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一路南下，最后落在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他视为江南的区域，行程前后两个多月，终于将梦寐以求的异域——中国江南风景看饱。

江南是谷崎润一郎心目中精神故乡，是文学艺术的天堂：富庶安逸，风光明媚，饮馔精炼，才子佳人辈出。相对于山明水秀、温和优雅的江南风物，沿途所见北方粗旷苍凉的气象难以令他感到愉悦，谷崎对中国江南的心仪基本代表了江户时代以来日本文人心中的中国意象。显然，谷崎眼中的中国是经过选择的，是根据自己的情趣选择之后的图景，不过他的中国之行很美满，回去之后还念念不忘，以致八年后又来重访。

大正小说家、诗人佐藤春夫则取道海路，从日本神户经彼时已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前往厦门、漳州游历，并留下不少百年前闽、台区域的真实影像。像谷崎一样，佐藤在中国南方所寻找到的，能够慰藉心中“诗趣”的景观，也是经过选择的。关于这段游历，佐藤在他的的中篇小说名作《鹭江的月明》中这样写道：

水路行到一半，来到浮现出几个小岛的地方，夕阳在眼前缓缓西斜。西面的群山上，微微的夕雾如烟霞般消散。脱去霓裳的这段连绵不断的群山，和开始变得复杂的鹭江沿岸的起伏，在落日下为荷叶涂上了浓重的阴影。此情此景，“我”不禁感叹道：这美好的黄昏充满了“我”所期待的“支那情调”的浪漫和诗意。

大正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也在1921年3月前往中国。芥川的中国之行历时三个月，他连续行走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九江、庐山、长沙、北京、大同、汉口、长沙、郑州、洛阳、天津等城市，水陆兼程，可谓马不停蹄，行程范围之广也是谷崎、佐藤等其他作家所不能比的，这对于体质孱弱、疾病缠身的他来说，可谓壮举。

与谷崎、佐藤一样，芥川也是日本现代作家中接受过汉文学熏陶的最后一代知识人。他从幼年起就阅读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他心目中的中国也是浪漫、传奇的代名词，是寻找异国情调和梦幻乌托邦最合适的域外空间。在这一点上，芥川与谷崎、佐藤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谷崎、佐藤的中国行纯属个人趣味的探险，芥川的中国之行既有作家个人的憧憬和期待，同时他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身份前往中国，要向日本国民报道一个“当今中国”，其行程和内容是事先规定的。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正经历着磨难，这与诗文中所描绘的优雅、浪漫的国度相差何止云泥！芥川后来写了《中国游记》，记录的正是这次中国之行，书中通篇都是梦幻破灭的哀叹和愤懑，通篇都是对中国现状种种不堪的描摹和书写：码头上脏兮兮、面貌可憎的包车夫；租界内耀武扬威的英国水兵；马路边上柳树上挂着犯人首级的郑州城门；霍乱与痢疾横行的长沙；铁锈般变色的长江流水；中国人不得入内，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公园；除了味觉和果腹之外，不能得到其他满足的中国菜等等。

曾经风华绚烂的古老文明步入颓境，山河失色，令芥川失望甚至不屑。游览秦淮河时，他说“自桥上望去，秦淮河乃极平凡之河沟……古人云：‘烟笼寒水月笼沙’，这般风景已不能再现。所谓今日之秦淮，已成俗臭纷纷之柳桥”。尽管如此，行迹所到也有令他心仪的地方，比如底蕴浑厚的老北京。旅途中，他在写给友人的书简中抒发了对北京的留恋之情：“北京不愧是皇城之地，就是在这里住上两三年亦无妨。”又，造访北京的第三天，他还在给诗人室生犀星的信中就写道：“来北京三日，已对此地迷恋不已。我若不能在东京居住，能住在北京，也算得上得偿所愿了。昨夜于三庆门听戏归途经过前门，一轮上弦月悬挂在城门上，景色妙不可言。与北京相比，上海则有如蛮市”。

大正时代，日本已经成为亚洲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军事扩张建立大日本帝国，贫穷、落后、分裂的旧中国成为日本首要的侵略对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批来到中国旅游的日本人，不知不觉带着先进国、殖民者的西洋眼镜和优越感打量中国的一切，就像更早之前，强势的西方人用好奇、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东方的淳朴、落后以及浪漫。有的人只看到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某个侧面；有的人则对不想看到的视若无睹，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再加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看到的都不是完整的、真实的中国。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周朝晖，原题：大正时代︱风靡一时的中国旅游热

参考文献：

1、（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

2、（日）岚山光三郎《文人恶食》新潮社平成18年1月

3、（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宝张青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