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8月8日，日本天皇明仁发表全国讲话，暗示已做好退位准备。但因日本法律规定,天皇本人不能触及现行的天皇制度,因此他此次讲话仅表达“个人想法”。而且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还从未在生前退位过，所以明仁天皇的讲话引发了日本政坛和民众不小的议论，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定关注。一直以来，天皇都被视为日本的国家象征，并且被当作一种古老的历史产物。然而青年历史学者李夏恩却指出，天皇只是日本统治者的诸多称号之一，天皇制的确立只是从明治维新才开始的。二战之后，天皇制面临存废危机，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基于占领日本的现实考虑保留了日本天皇。因此所谓天皇制其实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

反而在历史上，退位才是天皇的一种传统。明治之前的1100年里，有63位天皇生前退位。早期的退位多因身染重病或受到胁迫，但到了平安时代，退位却成了一种与权臣抗衡的政治手段。天皇往往用这样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最后一次展现了他的力量。

里约奥运会注定将成为流传后世的一场传奇，其仓促混乱的筹备过程和状况百出的赛事已经为各国媒体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话题。在这片嘲讽大于惊愕的喧嚣声中，自然不乏借机浑水摸鱼的声音——两天前日本明仁天皇发表的电视讲话就是其中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次讲话就像一位和蔼安详的老人在倾诉衷肠，表达自己以年逾八旬之身，“担忧或难以像至今为止那样，全身心地完成象征天皇的公务”。并且开始思考倘使这一天到来，他本人以及整个皇室将何以自处，方是合适之道。

日本的宫廷语言可谓日本政治的典范，从来都徘徊在似是而非的边缘。 其措辞之微妙，就像一头长了八条腿的鹿，让局外人搞不清它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奔跑。很多人将其解释为天皇表达了自己想在生前退位的愿望，因为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无法直接过问政事，因此他只能通过这种含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倦勤思退，希望得到在电视机前聆听讲话的广大国民的支持。 如果这就是天皇最真诚的想法的话，那么他确实收获颇丰——民调显示，有将近85%的国民表示天皇退位应该合法化。但另一种解释也甚嚣尘上，这位总是表现出一副和善可亲形象的老人被当成一位斗士，力图以退位为武器，与首相安倍晋三日渐形露的黩武主义进行一场外示温文而内藏强硬的抗争。

众所周知，少年时代亲历过大东亚战争的明仁天皇是位温和却坚定的和平反战主义者，1988年12月，当长崎知事本岛等在共产党议员的质问下公开表态“天皇确实对战争负有责任”而受到日本极右势力声讨时，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隐约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在一次谈话中表示战争毕竟是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就像所有宫廷语言一样，它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天皇的罪责——这场讨论已经属于天皇无权关涉的政治范畴，但他却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位后，他又踏上了争议较少的“哀悼之旅”，前往广岛、长崎和冲绳，对战争引发的苦难表示歉意，因此，倘使他真的想用退位来阻止安倍首相向武装日本迈进的步伐，也丝毫不值得奇怪。

不过，处于退位风潮中的天皇也面临着自己的难题，选择在奥运会期间发表这场为退位预热的讲话自然可以软化一部分强硬的反对势力。但最终，如果退位真的提上议事日程，那么天皇本人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阻力——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退位的条文。如果天皇希望退位，那么他所挑战的恐怕是比自己和皇室何以自处更为严重的事物——这个国家从明治维新以来创造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发明的传统”，深深地根植于当代日本的灵魂之中。

不许退位：被“发明”的天皇“传统”

“万世一系”，是日本最常用来形容天皇制的词语，这个词语让人联想到跨越千年的漫长而古老的历史，鲜少有哪个国家的王室可以如此宣称自己沐浴在悠久的传统之中。 从神武开始的血脉一直源源不绝地流淌，直到今天已经年逾八旬的明仁天皇的身上，而这一来自众神所居的高天原的血脉，亦将通过明仁天皇流淌到他的下一任继承者身上。这条逻辑线看起来非常符合世人对天皇的想象。即使是在1946年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了自己作为“现御神”的神格的一面，并且将天皇的存续条件转化为“朕与尔等国民之间，始终以互相信任、互相敬爱为纽带”之后，这种观念仍然深入人心，并且作为一种众所周知的“传统”而存在。

但问题恰在于此。这种“传统”究竟是“自古以来”，还是一种后人对历史的再创造？仔细审视天皇制，确实可以发现很多源流甚古的仪式：源于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在高天原尝食新稻仪式的“大尝祭”，可以追溯到《大宝律令》；每年举行额祈年祭在《古事记》中即有所载；元旦时四方拜和岁旦祭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七世纪。每年天皇要祭拜自己的祖先，从传说中初代的神武天皇（四月三日），到式年祭上祭祀的从绥靖天皇到仁孝天皇的各位皇室祖先，乃至于为之前四代天皇孝明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举行的先帝祭，这些古老的祭典将现今在位的明仁天皇与之前的124代先祖汇成一流，而天皇沟通神人的身份也在仪式的祭文和袅袅的香烟中得到证明。

但历史感与历史尽管看似一对孪生兄弟，本质却迥然有别。被古老仪式萦绕的天皇虽然给人一种千年的历史感，却并非真实的历史。“天皇”这一称号确实很古老，至少在公元7世纪就已经出现，但只是日本统治者的诸多称号之一，而且仅仅是昙花一现。 在此之前，日本的统治者被称为“大王”，之后虽然君权被神化，但日本人却更习惯将君主称为“帝”、“内里”、“朝廷”、“主上”、“天子”、“院”，直到1841年光格天皇去世时才使用了“光格天皇”之谥号，成为天皇称号在近世复活的标志——这位受制于德川幕府的天皇尽管没有明治天皇那样耀眼夺目，但却隐然成为天皇制中的一道隐流，每当日本出现非常时刻，这位天皇的身影总会像幽灵般尴尬地出现，成为天皇面前诸多选择中一个诱惑性的所在。

明治天皇颁布宪法

天皇称号确定下来要等到明治天皇推行王政复古之后，才“统一定为天皇之称” ，而即使是明治前期，还曾使用“皇帝”、“国帝”、“天子”之类的名称。“天皇”本身就是明治维新时代一个“被发明的传统”。而被用来指称整个与天皇相关的一系列制度的“天皇制”，则要迟至1928年，并且是由一贯反对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发明出来的新名词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应马克思主义“废除君主制”的号召，生造出来的符合日本特色的“废除天皇制”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浓烈的意识形态文宣气味，但却不经意地点出了事实——无论是“天皇”还是“天皇制”，其真正的历史都不会早于明治维新时代。

明治维新号为“维新”，但在当时所打出的旗号却是“复古”。仓促将现代文明的高楼广厦立于有着古老历史的土壤中当然会有根基不稳之虞，所以托古改制的目的正是为借用历史资源为现代改革张目。因此对明治维新的缔造者和立法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将现代文明赋予某种似曾相识的“历史感”，而非真的将“历史”放回现实。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近代以来天皇在退位问题上的尴尬遭遇。

如果真的回溯历史，那么相比起不退位，退位似乎才是天皇的“传统”。 其开端可以追溯到645年皇极天皇让位于孝德天皇，而其下限则又到了那位恢复天皇称号的光格天皇，他在1817年让位给仁孝天皇。在中间长达1100年的时间里，有63位天皇生前退位。在早期天皇退位的个案中，大都是因为天皇身染重病而决定让位，或者是受到了胁迫而不得不退位。但到了平安时代，天皇退位却成了一种与权臣抗衡的政治手段。退位的天皇被称为“上皇”（如果入道为僧则称为“法皇”），上皇或法皇可以开行院政、发布院宣，所谓的“以退为进”。天皇在位一段时间便传位下一任以上皇行院政成为一种“恒典”，这种“恒典”直到德川幕府开启后，随着皇权的削弱而变得无关紧要。大权旁落将军家使院政形同虚设，直到光格天皇时代，这一形势才悄然发生逆转。

根据史料记载，光格天皇性情宽厚仁爱，为人敬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也不像是一位变革者。但他身处的时代却相当微妙。尽管德川幕府的将军仍然大权在握，但意识形态上人们却向天皇一方倾斜。这一点主要源于中土的朱子学东传日本，被改造成日本独有的水户儒学，此一学说高唱尊王论，心心念念欲恢复天皇的至尊权威。当光格天皇提出为自己的生父闲院宫典仁亲王赠以太上天皇的尊号的意向被幕府驳回后，天皇决心退位作为抗衡手段。

这次退位成为了天皇最后一次生前退位。尽管光格天皇的生父最终也没有被幕府同意予以尊号，但却足以证明受到多年压制的天皇已经具有了之前所没有的强势地位。退位作为天皇的一种必要的政治手段也最后一次展现了它的力量。

光格天皇

光格天皇在1840年去世。28年后，明治天皇开启了以“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既然以复古为号令，面对之前如此多天皇退位的“传统”，明治君臣自然也要考虑退位问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决定取消“退位”。在明治时代的《皇室典范》中规定，只有驾崩才是皇位继承的原因。在《皇室典范》关于继承部分的义解中，特别提到了为何将生前退位排除出去的原因。首先，从初代神武天皇到舒明天皇之间没有让位的情况；其次，最初的让位是因为皇极天皇是女性，地位是暂时性的；第三，强制让位会导致继承系统混乱的弊端。起草这一条的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伊藤博文，他特别说明“基于上代恒典，而将中古以来的让位惯例改掉”。

对经历了幕府统治时代的明治君臣来说，生前退位并让位给下一任的行为，对刚刚经历剧烈改革的帝国来说是一种隐伏的危机，退位意味着绝对权力中出现了一条裂缝。 明治维新的核心是天皇为神圣之一尊，而一旦退位，那么成为太上天皇的前天皇和现任天皇岂不是成了天有二日，天皇的神圣性和在臣民中的敬畏也会随之降低。而退位比起死后继承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立宪君主制下的皇位世袭最理想状态是尽量避免不确定因素的介入。但退位却让人的意志占据了主动。如果承认天皇可以退位，那么出于政治目的也许可以让天皇强制被退位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而天皇也可能由于不愿意任命不喜欢的总理大臣，或者不愿签署不想签署的命令也会选择退位。受到宪法限制的皇权就有可能借这种强力手段干扰权力的分配和制衡，因此，基于种种考虑，退位还是从《皇室典范》中被否定了。于是，一位天皇，只要按照继承法登基称帝，就必须带着天皇的称号一直干到死，哪怕重病缠身，气息奄奄，或者像是大正天皇这样精神状况明显存在严重问题的君主，也只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任命太子为摄政，却不能宣布让位于他的儿子裕仁为天皇。

但历史诡奇之处恰恰在于，正是他那位按照明治天皇定下的皇室典范继承的嗣君，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退位危机。

必须退位？70年前的国体危机

“退位”这个词很危险，甚至比当下的时局更加凶险万分。1945年1月25日，在京都宇多野古松掩映的虎山庄别墅里，这个敏感的字眼正在一步步逼近现实——商谈退位可能性的四个人绝非泛泛之辈，为首的近卫文麿是裕仁天皇临危顾命的重臣，冈天启介亦复如是，还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而其中的第四个人与其他三个人比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却是这次秘密会谈的关键人物——仁和寺住持冈本慈航。

冈本慈航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仁和寺自平安时代初创以来，便与历代天皇关系匪浅。888年，宇多天皇创建仁和寺后，在33岁那年便入释门，在寺院毗连处建起御所移居，成为法皇。自此以后，仁和寺是历代天皇退位入道和其他皇室成员入道的首选，直到明治天皇即位之初，倒幕军与幕府军队对峙鏖战之时，明治天皇也曾考虑过倘使倒幕军失败，便逃遁仁和寺中。

1945年，明治天皇的孙儿裕仁天皇所面临的危机比当年祖父的困境更加危险。就在这次秘密商谈的五天前，被陆军军部掌控的大本营已经作出“本土决战”的决议，“一亿玉碎”的口号固然响彻云霄，但在近卫文麿等人听来，却是帝国覆亡前的哀嚎。

在近卫文麿等人看来，大东亚战争已然是穷途末路，不仅数年来占据的“领土”难保，就连本土也岌岌可危，皇国命运已到了覆灭边缘。近卫文麿相信，能够保住国体，也就是天皇的唯一方法，只有无条件停战，实现和平 ——

“只有决心无条件投降才能和平。投降之后，万一联合国追究陛下的责任，可以仿效先例，迎陛下于仁和寺，请他出家为僧。”

按照近卫的设想，裕仁天皇退位后，直接进入仁和寺，就像历史上那些退位入道的天皇一样，称为“法皇”，任仁和寺住持，居于金堂。至于住持冈本慈航本人，则在住持之下，任一派之长。从中午直到傍晚，在所有的退位的细节商讨周全以后，这四个人起誓在退位时机成熟之前，保守秘密。

二十天后，近卫文麿躲开军部的监视，在天皇躲避空袭的御文库向天皇密奏，他从燕尾服的衣兜里拿出折了八叠的奏折，小心地打开展读。他以一种近乎平静的语调告诉坐在金色屏风前的裕仁天皇“危机迟早必至，实为不幸”。

密奏持续了一个小时，近卫小心翼翼地探听天皇的意旨。他讲述了大量必须尽快结束战争的理由，而天皇似乎也认可近卫对时局的分析。在裕仁天皇看来，此时日本形势危殆，与当年帝俄末年罗曼罗夫王朝覆灭前的情势极为相似。尽管在宪兵和特高科的管控和拘捕下，日本共产党大都主动表示改过自新，支持天皇国体，甚至为皇国倾诉衷心，但难保苏联不从中作梗，借日本危机之时渗透赤色革命。比起日本国土覆灭，裕仁君臣更担心的是赤色革命的洪流——如果说前者是灾难，那么后者则是毁灭。

在畏惧赤色革命方面，天皇与他忠心耿耿的大臣们达成一致。但军部却有另外的打算。为了实现宣传中的本土决战，军部决定在松代修建宫城，一旦本土决战开始，军部便挟持天皇迁往松代，并且在松代展开最后一场皇国生死攸关的总决战。在军部最狂妄的想象中，这场决战以全军覆没告终，天皇也殉国而死，但圣战的精神将会永垂史册。

尽管松代的宫城被修建起来，甚至还特意为天皇代代相传的三件神器修建了贤所，但天皇本人却表示自己不能背弃臣民“钻进洞里”自保，他宁可和家人一起守在盟军飞机频繁轰炸的东京，与臣民共患难。天皇心里非常清楚美国对他的厌恶之情，从臣下的密奏和报刊上，他也得知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很愿意绞死他，其他人或多或少也希望他出现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但他仍然尽力在最坏的时刻到来前，保持一份维持国体的责任和天皇的尊严，当然，还有另一种退位的可能性。但这一次，这位高高在上的现御神发现，他是否退位的命运掌握在他的臣民手中——

“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

1945年8月15日正午十二点，裕仁天皇断续模糊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战争结束了。在终战诏书中，天皇一再强调自己与臣民之间赤诚信任的亲密关系，尽管用意并不明显，但预示了战后天皇的命运将交由民众来决定。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人间宣言》，用同样隐晦地语言弱化了自己的神格。27天后，在宫内，一位宫内专家秘密向天皇进讲了宇多天皇退位入道的往事，同时也谈到了那位模糊的天皇——在他之前最后一位退位的光格天皇——的退位过程。

尽管天皇一向以隐晦和缄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通过这些细节可以一窥天皇内心天人交战的焦虑，退位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抉择。甚至皇族成员也毫不忌讳地谈论退位话题，天皇的叔叔东久弥宫亲王在2月27日面对《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天皇地战争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理应退位，由其子明仁即位，并由成熟的皇室成员，比如说他自己来担任摄政。天皇的两个弟弟三笠宫和高松宫也附和这一提议，并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摄政，当然也是他们自己。

裕仁天皇退位已经箭在弦上，但恰在箭即将射出去时，却有人弄断了弓弦。这个人就是占领军总司令，被视为太上天皇的麦克阿瑟。

这位坐着飞机降临前神国的日本新统治者表示他不会去拜见任何人，因此，日本天皇只能屈尊去对这位新的统治者表示敬意。在宣布终战六周后，裕仁天皇前往将军府拜见麦克阿瑟。这一历史性的一刻被摄影师精心地记录下来。麦克阿瑟穿着日常的卡其布军装，敞着领口，为了这次会面特意连基本的领带都没有打，反倒是天皇本人穿着正规的晨礼服，双手僵直地垂在裤线两边，以自己5英尺3英寸的矮小身材反衬着占领者5英尺11英寸身材的高大和伟岸。

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

尽管这张明显是摆拍的照片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打击这个曾经一度野心膨胀的帝国的自尊心，但麦克阿瑟很快发现自己开始同情这个俯首帖耳的小个子了。他相信天皇就像“蜂房”里的“蜂后”，一旦拿住蜂后，整个巢穴都会垮塌。而他更相信尽管这场以天皇为名的战争惨败，但日本人心中仍然保留着对天皇的那份难以磨灭的强烈情感。因此，为何不让这个已经扮演了几十年并且熟悉自己角色的天皇继续演下去呢？

在民众信仰天皇方面，占领军司令和天皇及其重臣达成了一致。因此，1945年11月26日，曾在虎山庄别墅参与退位密商的米内光政拜访麦克阿瑟，在他即将退出时，他直言不讳地向麦克阿瑟提出他存心已久的问题：“天皇必须退位吗？”

麦克阿瑟的回答令米内相当满意：“日本的投降和盟军的顺利进驻，我认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天皇的协助。我不认为这样的天皇必须退位。当然，这要由日本国民来决定。”

麦克阿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尽管他最后将天皇退位的最终结果交由“日本国民”，但这个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1946年2月，天皇退位论甚嚣尘上时，占领军司令部很快出于最现实的考虑中止了关于退位的讨论，当然也用了一些暗地里的手段：审查和删除所有不利于天皇继续在位的言论。民调结果也显示有超过八成的国民“支持”天皇继续在位。

1948年，随着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宣判，天皇再一次处于退位论的漩涡中，但这一次他已经决定用沉默来应对所有要求他退位的声音。 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四处巡幸、安抚民众的平民天皇，一个四肢僵硬、满脸堆笑的小个子绅士，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用脚趾扇扇子的绝活，人们还从画报上看到了近乎一丝不挂的天皇单手举着伞在水里游泳——天皇已经再一次融入日本社会之中，他隐匿在宫城内里，冷眼旁观政坛更迭和首相轮换，退位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直到被他带进坟墓，没人再记得这次退位危机。

明仁天皇继位

甚至在70年后，他的儿子表达生前退位的意愿时，一些报纸甚至以一种颇具历史感的口气写道：“这是自光格天皇最后一次退位的199年，第一次提出退位问题”

时间已经又过去70年，70年足以让人忘记很多事情，人们更习惯于追溯久远的历史，而非关注不久之前的过去。当明仁天皇在电视上委婉地表达自己倦勤思退的意愿时，民众更多地是将其当作一个新闻热点，就像正在进行中的里约奥运会一样——对民众来说，历史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在需要的时候被触动 ，通过舆论的神经线传达到大脑，让四肢做出一些相应的活动，但就像无数举手投足的瞬间一样，只有赋予它意义的时候，它才重要。因此，已经成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即使退位成功，无论他的行为有何政治意图，也会很快沦入日常生活的深渊中。 就像七十年前，甚至七百年前，所发生的那些退位事件一样。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就在明仁天皇那篇暗含退位意愿的讲话的末尾，他如此说道：

“衷心祈愿今后无论何时皇室都能与国民同在，携手共筑这个国家的未来。”

71年前，那份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开始的诏书也有着几乎同样的话：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

李夏恩，一个做历史的人，以帝制中国权力的运行方式为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