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界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动在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成员基本上是被称为“西日本恶党”的日本人；而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活动的海盗，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不仅如此，中国人可能还占多数。《明史》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其中“从倭者”就是中国人。明代小说《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里，对这些“从倭者”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凡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小说里说“从倭者”是被胁从的，但事实上有许多则是自愿的，甚至是自己主动去当倭寇的。参加过平定东南沿海倭寇战斗的明朝官员郑晓说：“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躧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有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后逃回来，向官府诉说自己的经历，说船上大概有两百个倭寇，多为福建、温州、台湾、宁波、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而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正如郑晓所说：“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另一位抗倭有功的官员宗臣说：“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埤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也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

倭寇的大头目也往往是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许栋、汪直（亦作王直）、李旦等。其中汪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率走私船五百余艘由日本驶抵岑港并踞守该港，以后常据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海盗集团。据明朝后期文人田汝成写的《汪直传》，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强盗。他们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进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来参加许栋的海上走私集团。到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众，进而发展成为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其次，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中日之间，可以说囊括东亚海域。例如许栋（许二）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汪直当初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暹罗的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到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1541），他和两名葡萄牙人带领着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向双屿港进发，结果被暴风雨冲漂到日本种子岛，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贸易关系。第二年南风汛发时，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从日本返航驶抵双屿，并加入许栋集团。此时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贡使团，于是他们便同当时在双屿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后，许栋即派汪直率“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诱日本商人来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泊客拥有徒众万余人”，或五艘十艘，或数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开始将双屿作为同日本贸易的中转港。双屿一带的许多当地百姓也卷入了这种国际贸易活动，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道：“（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因为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所以在官府眼里也是“从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见，许多倭寇实际上是一些对国家没有固定归属感的人。郑晓说：“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武健才谞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兹大矣”。这些人浪迹于国际间，唯利是图。借用一个日语名词来描述这些人的特征，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国际浪人”。晚明的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年轻时到过马尼拉，后来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Iquan）。他发迹于日本平户藩，娶平户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侨民（一说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为田川氏。还有人说郑芝龙也娶了葡萄牙女子为妻。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尚未有国际安全机制，所以商船出海，大多需要配备武器自卫，或者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成为这些武装集团控制的商船。不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商人也常常借助武装集团的力量劫掠对方的商船。当然，这些武装集团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一些海上武装集团属于国家拥有或支持的武力（例如在东亚海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当局的武力），在本国政府的眼里他们不是海盗。另外一些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例如倭寇得到日本沿海诸藩的支持），他们通常只被受害国视为海盗。还有一些完全是私人武装（例如中国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往往被所在国视为海盗。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商船与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装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海商和海盗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到了明末，这种亦盗亦商的海商武装集团发展得愈加强大，以致出现了郑氏集团这样的超级海上强权。郑芝龙集团纵横东亚海域数十年，成为17世纪世界上最强悍的海商/海盗集团。虽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仍主要从事贸易而非劫掠。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崇祯十二年（1639）驶往长崎的郑氏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四年（1641）夏，郑氏的22艘商船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1/5以上，其运载的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人。郑芝龙的船只也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地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

因此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着的，正如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的国际贸易中，这种亦商亦盗的海商乃是正常角色。

（本文原题《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商”与“盗”》，选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1月。文章原发于微信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经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