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界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动在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成员基本上是被称为“西日本恶党”的日本人;而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活动的海盗,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不仅如此,中国人可能还占多数。《明史》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其中“从倭者”就是中国人。明代小说《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里,对这些“从倭者”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凡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小说里说“从倭者”是被胁从的,但事实上有许多则是自愿的,甚至是自己主动去当倭寇的。参加过平定东南沿海倭寇战斗的明朝官员郑晓说:“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躧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有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后逃回来,向官府诉说自己的经历,说船上大概有两百个倭寇,多为福建、温州、台湾、宁波、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而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正如郑晓所说:“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另一位抗倭有功的官员宗臣说:“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埤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也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

倭寇的大头目也往往是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许栋、汪直(亦作王直)、李旦等。其中汪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率走私船五百余艘由日本驶抵岑港并踞守该港,以后常据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海盗集团。据明朝后期文人田汝成写的《汪直传》,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强盗。他们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进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来参加许栋的海上走私集团。到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众,进而发展成为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其次,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中日之间,可以说囊括东亚海域。例如许栋(许二)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汪直当初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暹罗的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到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1541),他和两名葡萄牙人带领着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向双屿港进发,结果被暴风雨冲漂到日本种子岛,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贸易关系。第二年南风汛发时,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从日本返航驶抵双屿,并加入许栋集团。此时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贡使团,于是他们便同当时在双屿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后,许栋即派汪直率“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诱日本商人来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泊客拥有徒众万余人”,或五艘十艘,或数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开始将双屿作为同日本贸易的中转港。双屿一带的许多当地百姓也卷入了这种国际贸易活动,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道:“(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因为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所以在官府眼里也是“从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见,许多倭寇实际上是一些对国家没有固定归属感的人。郑晓说:“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武健才谞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兹大矣”。这些人浪迹于国际间,唯利是图。借用一个日语名词来描述这些人的特征,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国际浪人”。晚明的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年轻时到过马尼拉,后来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Iquan)。他发迹于日本平户藩,娶平户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侨民(一说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为田川氏。还有人说郑芝龙也娶了葡萄牙女子为妻。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尚未有国际安全机制,所以商船出海,大多需要配备武器自卫,或者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成为这些武装集团控制的商船。不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商人也常常借助武装集团的力量劫掠对方的商船。当然,这些武装集团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一些海上武装集团属于国家拥有或支持的武力(例如在东亚海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当局的武力),在本国政府的眼里他们不是海盗。另外一些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例如倭寇得到日本沿海诸藩的支持),他们通常只被受害国视为海盗。还有一些完全是私人武装(例如中国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往往被所在国视为海盗。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商船与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装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海商和海盗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到了明末,这种亦盗亦商的海商武装集团发展得愈加强大,以致出现了郑氏集团这样的超级海上强权。郑芝龙集团纵横东亚海域数十年,成为17世纪世界上最强悍的海商/海盗集团。虽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仍主要从事贸易而非劫掠。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崇祯十二年(1639)驶往长崎的郑氏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四年(1641)夏,郑氏的22艘商船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1/5以上,其运载的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人。郑芝龙的船只也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地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

因此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着的,正如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的国际贸易中,这种亦商亦盗的海商乃是正常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