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幕府到现代国家：日本的前卫与古典）

邹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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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5

邹思聪

近现代日本对于近现代中国，是某个时间段的朋友，某个时间段的老师，某个时间段的敌人——东亚的历史离不开中国的变迁，而中国的变迁，很大程度上绕不开日本的崛起。日本和苏联，共同在短20世纪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

然而当代普通中国人，但凡提起日本，因为特殊的历史关系和意识形态宣传，往往落入误解的窠臼，许多人都把极端的右翼日本历史学家的论述，当成了普遍的日本人所思所想。

日本在当今世界文明中，毫无疑问是重要且深具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尽管在近四十年来迅速崛起，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的时长，都甚至超越了战后日本的发展速度。但是更加准确的认识日本，无疑仍然是中国亟待加强乃至矫正的内容。

而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教授的这部《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无疑是当代中国人，全面了解近200年日本（包括德川政权晚期日本的生活、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日本帝国的灭亡、二战后的新日本）的最佳读物。

中国读者在其中读到的不仅仅是日本本身，还是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日本——日本不仅仅是“日本性”的日本，日本更多的是“现代性”的日本，而这也是安德鲁·戈登在书中所贯穿始终的观念之一。

安德鲁·戈登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日本右翼“翻案派”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强调日本的“国粹”、日本独特的“日本性”，并且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阐释的历史，必然跟别国的看法不同。因此，各国不可能有共同的史观。”——这种说法就直接否定了不同国家之间对一段历史的共识与和解，安德鲁·戈登认为，“我们有责任思考和尽力了解彼此的历史。史家没有必要对那些与众不同又无可捉摸的所谓国粹去大力渲染其独特性。”

也正因此，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翻译过来就是“日本的现代史”，把日本作为现代史的一部分来讲述，而非“Modern Japanese History”（日本现代史），安德鲁教授想叙述的，是现代史的一部分，而这本现代史发生的地点，叫做“日本”。

最“读者友好”的日本“教材”

本书我在几年前读过港版，其时已经感慨全然不同于此前读过的任何关于日本的历史通史，也迥然于许多历史教材。想必读过通史之类书籍的读者，即便历史爱好者，往往都会痛苦于通史的巨细无遗的铺陈与罗列，宛若药物说明书，无聊至极，非历史爱好者就更该绕道而行，而愿意挑选那种“一本书带你了解世界史”、“三分钟读懂欧洲”之类的畅销书——即便是专业研究者，这类通史也通常作为案头资料使用，很少能够津津有味地读完。

这本《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时代到现代》很显然不是这样，即便在距离当代人很遥远、关系疏离的德川时代，本书依然能让人了解其时的政体、政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解答了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德川时代的日本为何会有17世纪的繁荣昌盛，又为何会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怎么在当时的日本，停滞和增长是并存的。

安德鲁问道，“如果德川日本是如此充满活力，而农村的商业及生产又欣欣向荣，那么怎样解释天灾、杀婴、城市人口下降以致不断的社会抗争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负责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而安德鲁·戈登对此的看法是：

首先是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各阶层内外和地区之间，资源分配非常不平均，其次是各个社会阶层和地区之间呈现不同的发展，大城市经济日益衰竭，而小镇农村则蓬勃发展——这和同时期的欧洲恰恰相反，这也是因为日本独特的大名、武士体制对城市商人的压榨和剥削，反而是农村的商业和富农阶层更容易得到发展。这样一来，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也因为经济和社会阶层的不匹配而加剧。

安德鲁用详略得当的篇幅讲述了幕府统治、武士阶层兴起的日本，并且提到这样一来，所导致了另一种社会形态，亦即特殊的主从关系——武士不是国家职业军人，不对国家效忠，而只对主公忠诚，这种日本幕府封建制度，实际上类似于西欧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安德鲁·戈登在讲述其时的通俗文化发展时，用“日本47浪人”作为戏剧在社会上受到欢迎，来勾连起读者对于政治体制的理解。

比如在这种制度下，各类地方名主有自己的庄园，配备武装集团。武士忠于主公，为主公效命，为主公而死，是最大美德——但实际上，这一套“忠”的德性之后，也是一套经济制度的支撑：武士为主公死，其子女可以继承自己的“家禄”和“职禄”，而且可以永久享有“家禄”。而若是主人死了，那么武士便失去了生活来源。

日本著名的47浪士，便把这一武士精神演绎到极致。故事并不复杂，无非是47位武士，因为自己的主人浅野长矩被逼死之后，为主人复仇后，全体自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日本，被反复演绎翻拍。直到2012年，《忠臣藏》再度翻拍为电视剧，仍然是最受日本人喜欢的传统故事。

因此，武士是一整套“终身就业”与“世代就业”的社会方案，为忠而死，也就不仅仅是高贵德性，而是隐含了巨大的经济原因，嵌入其中，使其坚固。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比如在18世纪，旅行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儿，更有地图出版业、旅行日记等等事业都非常时兴，一下子让读者带入了自己的感受——众所周知，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大量的旅行笔记书籍在书店大卖，时移世易，人类又何其相似。

这样的细节在各个时代的日本都有很多，无论是一战时期的日本人生活，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构建，还是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文化的兴起，都让人有很强烈的代入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得不归功于作者对于史料的恰如其分的选取，并且优雅地故事讲述技巧，在严肃的分析中加入这些文化生活“调料”，让“读者友好度”瞬间提升，成为历史书写中的钓鱼钩，在读者略微感到疲惫后，新鲜感又复燃起。

“帝国民主主义”的失败，

而非“大正民主”的失败

作为当代中国人，最关心的部分自然也是东亚人心中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伤痛——即便二战终战已经70多年，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历史仍然留在包括中国人、韩国人心中，并且人类的历史记忆具有传承性，随着时代的需求还可能产生新的历史想象——

日本对东亚的伤害，事实上在东京审判中并未像纽伦堡审判那般彻底正义，而成为某种程度上选择性的正义，而意识形态和政体的对立又容易将这些“选择性的正义”产生的矛盾裹挟，导致更年轻一代人对日本仇恨者有之、谩骂者有之，愿意去探索造成日本侵略的灾难性后果的政体原因的，却不太多，即便有探索者，也通常聚集在一种论述方式：

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以天皇为核心“大政奉还”的中央再集权过程，早期福泽谕吉等人引入的民主等观念，逐渐在1900年以后被国粹派取代，日本民族的独特伟大被想象构建而成，其后“大正民主”（1912-1926）期间，日本史上也常常以这段时间作为转折点，这是日本史上初次踏入民主阶段，实行普选和政党政治，但不幸中途夭折，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原因则归结于军部野心，对外侵略，对内篡权，最后导致整个民主体制失败。

安德鲁·戈登在整体论述更加清晰的基础上在关键判断上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看到了在日本政治中一个不可调和的关系——亦即天皇和民主体制的关系。安德鲁·戈登称其为“帝国民主主义”。

最典型的例子是吉野作造（1878——1933），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他认为，政治制度必须是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尊称天皇为主权所在。而日本议会政府内，既有以天皇为中心的右翼激进者，也有各色各样的左翼激进分子。到1920年代末，议会能够掌控的社会力量并不多。而议会政治能够由1910年代支撑到1930年代初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政党内还是政党外的精英，都在政治上采取相同立场，大部分的政治领袖视民主为手段，并非最终目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天皇、大日本帝国以至社会伦理地位的巩固。

所以即便到1940年代，大正民主都并非完全夭折，政党在这期间几次选举中仍然占有绝对优势，问题的重心是，在民主与帝国及其代表帝国的天皇之间，两者有根本的矛盾，而所有民选出来的议员，事实上都是以效忠天皇及帝国为第一要义，在此前提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是无法建立的。

对“日本性”

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批判

安德鲁·戈登指出了日本大正民主失败的关键制度性原因，那就是天皇与民主的对立。“帝国民主主义”的无法建立——政体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也恰恰是埋藏在体制后面的深层原因。让包括议员、军人、普通人民在内的所有人，都赞同日本当时的“大东亚共荣”，而不赞同的声音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则不敢发声。这一切，都要在“日本性”、“国粹”派中找到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在现代历史的整个脉络中，日本固然有与众不同的经验，原因就在于前文所提到的，德川时代武士阶层的特性，塑造了19世纪末现代化运动的形态。但是安德鲁认为，日本人自身孜孜不倦地强调何为“日本性”，如此热衷于界定“日本”，而且无孔不入，而很多所谓的“日本传统”，只不过是“现代世界中所创造的神话而已”。

而“现代世界所创造的神话”，从明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建立，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通过现代媒介传播并进入日本人大脑的共同想象。其中之一便是天皇。天皇被建构成一个正直与文化中心，明治的精英统治者毫不含糊地高举以天皇为尊的政治大旗，主张天皇“发动继承自列祖列宗的大权”，以宪法的形式颁布一个“永恒大法”。

另外则是重新界定“日本文化”，作为认同日本的基本标准。在20世纪初期，冈仓天心、菲诺罗莎等保守人士就在《日本人》杂志上从事这件事。他们追求一个独一无二的日本价值，追求独一无二的日本性，以至于达到走火入魔的境界，而对于“国粹”、“日本性”、“日本民族主义”的强调，也被日本政府所利用，文部省在此后，为了强化民族主义即对掌权当局的尊敬，在1907年以后，把义务教育延长两年，更进一步稳定学校财源，同时改变课程，家中强调民族主义和天皇。而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也把力量深入伸展到各个地方，民族主义操控变成了无孔不入的存在。

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就在1914年冷嘲热讽日本政府做出的“可怕”事情。因为在夏目漱石看来，这等于鼓励日本人民“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

对于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的日本的描述，可以看到安德鲁·戈登对于这种“文化独特论”的批判，他更愿意从一种“现代化”和各个国家发展的“关联性”来审视和看待日本的现代化历程。也正因如此，这本日本历史，往往比日本本国历史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更加公正的评判日本的近现代化历程。

而对于“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的叙述，则更让普通读者理解到，战后日本“五五体制”的前身，美国在日本所受到的争议和反抗（远非一般中国人所认为的日美亲密无间），以及日本所采取的一种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发展主义模式”——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带来了新的启发，成为西方国家所一直津津乐道并且试图解释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发展模式。从中也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所流行的“中国模式”，其实并不特殊。

而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史，固然可以让中国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一个现代化的日本，现在的日本和当初的日本的区别，也足以给关注中国现代化的人带来深刻的启发和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