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近世日本，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儒学中的朱子学。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者在幕府建立前期，通过把朱熹所主张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作为一种阶级秩序推广到全社会，实现了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向，稳定了幕府统治。但到了江户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不但商人的地位越发重要，而且出现了具有商人兼地主性质的新兴地主阶层。此时，儒学者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封建古典伦理思想地位被动摇，儒学内部产生了新倾向，开始出现一些脱胎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新学派，它们试图对传统儒学进行解构。这些新学派的出现对传统儒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其中，代表在野地主阶级及京都闲居贵族的古学派在当时颇具影响。

近世日本儒学的古学派以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二者的共同点是对朱子学都是由信奉转向质疑，主张排斥先秦之后儒者的注疏，直接以古典为依据，但他们个人的思想特点及体系又有较大的差别。

促成古学兴起与繁荣的是伊藤仁斋，他自幼学习儒学经典，年轻时崇奉宋儒的理气学说，中年时开始怀疑宋儒背离孔孟，于是摒弃了朱子学。仁斋主张排除一切后世的注疏，直接回溯到孔孟原典，以《论语》《孟子》两书为标准，恢复先秦儒家经典的古义，并在京都堀川开设了私塾“古义堂”，创立了古学派之一的“古义学派”，也被称为“仁斋学”。

仁斋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他认为：“盖天地之间，一元气而已。或为阴，或为阳，两者只管盈虚消长往来感应于两间，未尝止息，此即天道之全体，自然之气机。万化从此而出，品汇由此而生。”（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卷上，《日本伦理汇编》第5册，育成会1903年版，第11页）仁斋把这种物质性的“一元气”视为世界的本源，并由此出发否定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非有理而后生斯气，所谓理者，反是气中之条理而已”（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卷上，《日本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16页）。由于“一元气”具有“盈虚消长往来感应于两间，未尝止息”的活动性，仁斋由此把“一元气”构成的世界视为“一大活物”，认为只有实的气才能体现活生生的运动、变化，批判了程朱理学把世界视为由“理”构成的静止的死物的观点。

仁斋还认为：“理字与道字相近，道以往来言，理以条理言。故圣人曰天道、曰人道，而未尝以理字命之。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盖穷理以物言，尽性以人言，至命以天言……以理字属之事物，而不系之天与人。”（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卷上，《日本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24页）这样，伊藤仁斋割断了天与人之间的锁链，将“理”限定于“物理”，并由此在伦理思想方面提出，如同天地自然依其自身法则运动、发展一样，人世社会也有自身的规范和价值，“欲从人伦之外求道者，犹如捕风捉影”（伊藤仁斋：《童子问》卷上，《日本伦理汇编》第5册，育成会1903年版，第80页），而应求人伦之道（道德）于人的生活世界中。仁斋的道德观以“仁”为核心，反对宋儒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赞成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提出建立“圣学”道德观，圣学乃王道，王道即仁义，就是要回归儒家传统的道德准则。

古学派的另一代表是由荻生徂徕创立的“古辞学派”，又称“徂徕学”。与伊藤仁斋侧重生发古义不同，荻生徂徕广泛涉猎先秦古典，侧重阐释古文，虽然二者对古学的研究侧重不同，但都对朱子学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如果说伊藤仁斋致力于去除朱子学中“理”的形而上学因素的话，荻生徂徕则更加仔细地辨别了“理”之观念中的主观因素。徂徕认为“理者，事物皆自然有之。以我心推度之，而有见其必当若是与必不可若是，是谓之理。凡人欲为善，亦见其理之可为而为之；欲为恶，亦见其理之可为而为之。皆我心见其可为而为之。故理者无定准也。何则，理者无适不在者也。而人之所见，各以其性殊”（荻生徂徕：《辨明》，《日本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244页）。同伊藤仁斋一样，荻生徂徕也并未否定“理”的存在，但却否定了“理”的绝对性，认为“理”并没有固定的形态、标准，而是取决于人们各自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得出的“理”便不同，朱子学中所谓的“理”是宋儒凭主观意识擅自提出的概念，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发挥，缺乏可考的依据。

朱子学认为现实的社会秩序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把“人性的自然”看作“宇宙的自然”之延续，从而将封建社会秩序加以绝对化。荻生徂徕否定了这种观点，提出“夫道乃先王所立，不在天地自然之中”（荻生徂徕：《辨名》下。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研究会著、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的说法，把尧舜禹汤等古代圣人君子视为“先王”。“先王之道”即“圣人之道”，“道”即“礼乐刑政”，是由为治理社会制定行为规范的“先王”们创造出来的，所以是相对的，是可以改变的。这种反对根据自然法则把社会制度加以绝对化的“变革”逻辑，对于当时的思想形态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使徂徕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人”来进行变革的理论符合德川幕府为应付危机实行体制改革的需要，但同时，对作为治国之术的“先王之道”的推崇和从封建道德学的内部来寻找批判封建道德学的立场，又让改革的领导权合理地掌握在了封建统治者的手中，从而使徂徕学作为一种由上而下的“复古”性的改革思想，发挥了维护德川幕府封建统治的作用。

综观上述可见，古学派实际上是对朱子学的扬弃。他们主张的回归原典并非简单地回到儒学的初始，而是要根据原典重构不同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因此，“尽管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实际上却是将他们所谓的‘圣人之道’、‘周孔之教’与当时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对立起来，借用古典的权威以批判后世儒学即朱子学和阳明学；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及回归到‘经世之说’与实用之学”（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与闭门苦思冥想地“穷理”相比，日本的朱子学家们本就十分重视实践中的“格物”，并把格物穷理的功夫运用到科学技术领域，如林罗山就十分关心医学和天文学。而在古学派眼中，朱子学中思辨抽象的“理”已经转义为唯物的自然客观规律，“格物穷理”也被赋予了一种以事物之理为核心的科学认识论色彩，从而顺应了元禄时代前后经世实学和经验科学的需要，同时也为江户时代之后西方科学文化的导入和日本近代化的开始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