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dy，淮人长居吴越，魔都研究生，自媒体撰稿人，擅长南明史、社会经济史与历史地理写作。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17年，正是日本人在东亚风光无限的年头，西方列强都在欧洲战场的厮杀中筋疲力尽，日本却在东亚一家独大，先是击败德国夺取青岛，后又提出意图吞并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而中国正处于强人袁世凯去世后的混乱局面中，南北分裂，军阀割据的烂摊子没人能够收拾。

正在这个敌我势力悬殊的关口，日方内阁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却忽然给段祺瑞政府送上一份大礼，要以极其优厚的条件给中国借款，“二十一条”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愤怒还没有散尽，日本人的态度却忽然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为什么？

一．“王道主义者”的奋斗

因为西原龟三在促成借款中的突出作用，这笔借款也被称为西原借款。而西原最初只是在朝鲜从事棉布交易的一名日本商人，最后竟然能够游走于中日政要之间牵线搭桥，成为促成高达1亿4500万日元西原借款的风云人物，这一切都源于他“王道主义” 的信仰。

西原早年结识了日本活动家神鞭知常，为其提倡的“王道主义”深深折服，该主义主张中日韩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应该团结起来振兴东亚，共同对抗西方势力。虽然日本暂时取得了优势，但不能欺压同为东亚邻邦的中韩，而要以帮助他们走向现友爱之心帮助邻国现代化。

“援护韩国人的安宁幸福，紧密地与我国提携，协力保全东亚。……中国自古崇尚王道，朝鲜亦晓谕此道。若日本对朝鲜施行霸道，那么，不但朝鲜人不会驯服，就连以鸭绿江为界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四亿中国人民，也一定要对我们同仇敌忾。”

西原对此五体投地，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说：神鞭先生是我心中唯一的恩师。先生所信奉的王道主义镌刻在我的心中，成为不动的信念。可以说，我为实现此道而不懈努力，作为王道主义的行者、东洋和平的使徒而奔走，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全部。

事实上，在日本持此类观点的人远非少数，从思想谱系上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对外路线： “脱亚入欧” 与“亚细亚主义”。对于“脱亚入欧”大家都很熟悉，这最早出自福泽谕吉， 1885年3月16日 福泽（明治十八年） 在日本《时事新报》发表的著名短文，主张学习西方征服东亚邻国，这一对外思想长期在日本政坛占据主流地位，也指导着从明治维新直到甲午战争吞并朝鲜等一系列国家活动。

但在民间，亚细亚主义的声音却一直盛行不衰。“亚细亚主义”强调亚洲命运共同体，主张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此处指东亚），在70年代就形成了一股广泛的社会思潮，1879年夏秋之际。日本民间报纸《横滨每日新闻》刊载了系列社论，主张亚细亚连带，呼吁在人种文化上近似的东亚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对付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且,这种连带关系是建立在亚洲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基础之上。

1878年在大久保利通倡议下，日本成立了第一个亚细亚主义组织“振亚会”,1880年,又成立了 “振亚会”。

兴亚会的领导人曾根俊虎曾说：“兴亚二字的含意是要挽回我亚细亚洲衰颓萎靡之势,实现亚洲各邦的合纵连横。”另外,他还说:“日韩与清国原本就同文同教,是有如唇齿、应该互助的国家”“甚至我有时怒发冲冠、挥剑刺柱。啊!亚细亚与欧罗巴的强弱之差何以达至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

曾根俊虎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亚细亚主义者的心情。他们希望亚洲联合起来,特别是主张中日两国要相互提携。可是,作为亚细亚主义基础的`日中提携”,其进展却并不顺利。1874年,日本“征讨台湾”,1884年,又发生了朝鲜的“甲申事变”。中日关系因台湾、朝鲜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因此,日本发奋扩军,准备与中国一决雌雄。所以说,亚细亚主义从一开始就缺少实行的基础。

甲午战后中国地位一落千丈，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者改变了调门，他们不再呼吁中日联盟共同振兴东亚，而是主张日本作为东亚的盟主领导中日韩一起进行现代化。“亚细亚连带论”被“支那保全论”与“东洋盟主论”所取代。

王道主义者西原没有等太久，他的中日亲善很快就有了实现的机会，1916年10月，奉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大隈重信内阁倒台。接替大隈的不是别人，正是寺内正毅。而寺内曾任朝鲜总督，正是他在朝鲜的老朋友，后来朝鲜银行的总裁胜田主计也成为大藏省长官，三个人被称为“朝鲜组”，一跃成为日本政坛核心。

西原此时终于有机会在中日关系上践行“王道主义”了，在他的影响下，寺内内阁也一改前任内阁欺压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霸道”政策，转变为“日支亲善，经济提携”，西原借款、由此应运而生。

二．东亚自给圈的破产

当然，要说服日本拿出真金白银为中国提供低息贷款，肯定不能光靠“东亚人帮助东亚人”这样的情怀口号，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现实利益。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日本对外贸易大大出超, 国内资本过剩, 形成通货膨胀的态势。为了抑制财政混乱, 平抑物价, 日本财界积极鼓励对外投资, 而向中国投资成为他们最便捷的方式。而且日本人也预见战后列强一定会重返东亚，为了争夺战后东亚的有利地位，日本政府决定利用战时获得的大量资金从经济上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用借款而不是武力来获取中国的资源,从武力入侵转变为经济侵略,以为战后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战打好基础。

西原此时也提出了“日华经济亲善”，也就是加强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其提出的对话政策纲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华经济施政纲要》，包括对华实业投资、铁路交通、省立银行、税制改革、币制改革与货币金本位等问题，几乎要控制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西原计划的核心是建立联合铁矿业以及统一中日两国的货币，由此中日两国经济完全连为一体， 成为一个能够独立于西方势力的自给自足的“东亚自给圈”。

凭借着与寺内内阁的密切关系，西原成为了内阁的直接代表，他绕过日本驻华外交机构直接与段祺瑞政府交涉，。1916年12月,西原龟三身负“中日亲善”的使命第二次来华,先后会见了曹汝霖、陆宗舆、段祺瑞等北洋高官，双方商定的第一笔借款是援助濒临破产的交通银行500万日元。当年12月28日，西原龟三和与中方代表曹汝霖、陆宗舆达成了第一次交通借款协议：日金五百万元。无折扣,无手续费。仅以北洋政府十分不靠谱的八百万元国库债券为担保。贷款为期三年,年利七分五厘。这次借款条件可以说是十分优厚的,要知道中国政府从前的贷款都有一笔高昂的手续费，而且拿到钱之前就要扣除一笔折扣。抵押的条件也十分苛刻，往往直接用最稳定的税收如关税，盐税为担保。

面对送上门来的低息贷款，在甲午战后吃够了日本亏的中国人也没有放下戒心。在谈判中，作为交通银行总理的曹汝霖“突然改变声色”，质问西原氏：“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这让以和平大使自居的西原十分震惊，不由感叹道：“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 由此他更坚定了要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主义”。

西原的友善确实打动了北洋政府，办成借款的曹汝霖很快也出任财政部长，这次交通银行借款只是整个西原借款的一个开端而已。在随后的两年里，北洋政府与日方一共签订了8个合同，最后数额达到1.45亿日元。

钱虽然借出去了，但用途却与日方设想大相径庭。对于这8笔巨款，财政困难的段祺瑞政府早已急不可待，多数借款到账一周内就花完，数额最大的3000万日元，仅用了两月有余便支出完毕。而在用途上也没有一分钱流向日本人希望的实业界，几乎全部用于政府与军费支出，无法形成拉动工业增长的投资。至于日本人希望的开发中国各地矿产以便日后展开中日经济合作，建立“东亚自给圈”更是一点没有实现。

转引自《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

至于日方试图通过借款争取中国上层和民众对日好感，也仅仅维持在段祺瑞政府短暂的当政期间维持了双方的蜜月期，这点好感也很快随着中国国内军阀势力的轮替而丧失殆尽。至于大众对日观感，更是由于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山东问题而彻底恶化。“王道主义”的第一次实践，就遭受了如此惨败。

三．从“东亚自给圈”到“大东亚共荣圈”。

西原借款全程没有日本外务省的参与，都是西原以私人身份在中日两国之间搭桥引线，随着中日双方当事人寺内，西原以及曹汝霖等人的下台，过分依靠秘密手段与个人关系成立的西原借款一下成为了一个大悬案。在一片非难之声中，中日双方开始了长达20年的债务整理与外交交涉，西原借款成为中日外交上的“一大祸根”

从借款结束的1918年，直至1928年6月最后一届奉系政府下台，这十年间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的本息如期偿还外，其余的7笔1 亿4000 万日元的本金从未偿还，利息支付也自 1920 年初开始延滞。这一时期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种谈判自然不了了之。

大革命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财税状况也有了极大改善。日方由此又看到了解决希望。但此时的国民政府却并非软弱的军阀政权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澎湃，政府高举“革命外交”旗帜，对外争取利权收回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在外交上努力追求大国姿态。更是不容再偿还西原借款，在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开始清理国内外债务,但国民政府坚持把西原借款排除在外,日本政府虽然对此提出抗议,最终也无能为力，西原借款就此不了了之。

当时负责交涉借款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对此十分清楚，“在中国……收回利权的热潮正在极度高涨，张学良在满洲势将加紧推行排日政策。这是以民族解放作为思想基础的潮流，人力到底是不能阻止的。”

面对稍稍振作缓慢崛起的的中国，日本却不再谈论东亚人联合起来的亚细亚主义,一来这已经无法满足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膨胀的胃口，二来西原借款的彻底失败更使得日本内部主张对华强硬派抬头“华人无诚意，向彼表示诚意，等于为娼妇守贞节”，对华友好只是“徒辜负血战死难将士之灵”，只有使用赤裸的暴力才能实现侵略的目标。

最终，亚细亚主义中主张东亚各国友好平等相处的内容被彻底抛弃，仅仅成为一个欺骗亚洲人民，与西方争夺话语权的宣传工具。二战之中，日本走上了与西方争霸、同时又侵略亚洲的道路，从前西原所念兹在兹的”东亚自给圈”也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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