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豚鱼计划
1934年,日本钢铁巨头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日本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日本推出“河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达2万余人。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墓地甚至有养老院,大规模的犹太会堂也随之出现。日本的侵略者们在这块“皇道乐土”上有意识地培养犹太亲日势力,当时的“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往返于哈尔滨,和犹太人社区的领袖人物考夫曼医生建立起私人交情。在日本人的鼓动和支持下,1937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上海和日本神户犹太社区也派代表参加。安江仙弘出席这次会议,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位居要职的通口喜一郎在会上狂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这群犹太人起草了一份发往世界各角落犹太组织的重要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寻求帮助。”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我们无法苛刻抨击那批渴望参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一直将拥有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作为他们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日本人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以及看中了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银弹”,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排头兵”。
或许是旁观者清,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表演并未打动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魏斯拉比。魏斯拉比曾这样评价说:“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表遗憾”。
当时日本提出筹集一亿美元安置3万犹太人的庞大计划,但这项动议因美国犹太人会的拒绝答复而中途夭折。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日美关系急剧恶化,“河豚鱼计划”宣告中途破产。
四、重评“日本辛德勒”
有了以上的历史铺垫,我们就可以重评杉原千亩。杉原的“壮举”挽救了大批犹太人的生命,这点谁也无法否认,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有一部分日本史学家盲目拔高杉原,将他描绘成勇敢挑战国家权威、充满人道主义悲情和人种平等理念的反法西斯斗士,这点恐怕不尽客观。
杉原在1940年7月至8月间大量发放签证,尽管那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但三国公约是在9月份才公开签字,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的杉原依旧是在积极执行日本政府对犹太人“温存”的既定政策。1941年初,日本当局仍网开一面准许波兰犹太难民前往神户,从这个角度看,杉原的举措完全没有超越他的职权范围。杉原的“壮举”是体现在他收到来自东京的电报后。随着三国同盟的确立,日本对犹太人政策进行调整,因此命令杉原确定犹太难民的入境手续是否齐全,有无足够的路费和旅费等。从这条命令来看日本当局并未关闭接收犹太人的大门,就象日本的上海占领军强行将犹太人并入虹口区集中营一样,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处境,但没有把事做绝,说杉原完全抵抗来自东京方面的命令,这并非事实。确切地说,是杉原耍了点小手腕,或者说对犹太难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
杉原的这种“阳奉阴违”,和他在伪“满洲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经历有密切关联。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详细说明杉原在满洲的所作所为,但他熟知“河豚鱼计划”这是完全能够推测出来的。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倘杉原赞同“河豚鱼构想”,那么,他大量派发签证,帮助落难的犹太人途经日本或上海奔赴满洲,去建设那个所谓的“王道乐土”和“亚洲新秩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美国波士顿大学著名宗教学教授希勒尔为杉原千亩写了一部传记——《追溯杉原千亩》,书中称杉原是个间谍,给犹太人签发签证可能得到了政府的命令。同时,书中还披露了杉原逛妓院、嗜酒、好斗等陋习。
希勒尔坚称:他的意图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杉原千亩。尽管杉原的家属认为希勒尔诋毁了杉原的声誉、扭曲了杉原的形象,但此书的视角无疑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杉原是那个黑暗时代一个异色的存在,他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但他决不是所谓“追求人种平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士”,更不是所谓日本反对种族歧视“国家方针”的贯彻者。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日本辛德勒”的故事,那只有重新拾起那段历史,在那段历史的长河中仔细把玩、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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