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本文明小史》，（美）布赖恩 著，健者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9月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图源网络）

——自西元七〇〇至八〇〇——

奈良时代虽只垂百年左右，在日本文明史上却留下了永久的痕迹。此时的社会已完全从野蛮的状态解脱了出来，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迄今每换一次朝代都要迁一次京都，但因僧侣之熏陶，民智渐开，惧死者沾污的心理却日减，于是最近的首都地址得享受百年的光荣。永久的观念不止使得人想有一个极稳定的政府，更驱使着艺术、建筑、教育、宗教以及文学之进步，社会生活还不必提。前章所述大化和大宝之改革，虽有的地方似是剖夺了天皇的威权，事实上却促成了更大的中央集权，因为皇室有了藤原氏的辅佐，一时确镇服了各省区的长官和世袭的酋长。研究历史、法律、医药，以及中国经学和美学的学校是设立起来，此种新文化将它果实的标本传流下来，我们看了必会聊想到当时出人意料以外的成就。佛教徒建筑技艺之精巧，此刻日本国内的建筑依旧是争相取法呢。富饶之家的住所近旁的花园，其学法寺院里可爱的花园更无微不至。西元七三二年，奈良东大寺铸了一座大钟，高十三英尺，重四十九吨。奈良大佛为西元七四七年所铸，至今犹称世界上最大的铜像。这铜像是合九十六万八千镑铜，八百七十镑金，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七吨锡，一千九百五十四镑汞，此外更有铅、银等而成的，高五十三英尺，重据说是四百六十吨。

佛教此时在日本已极占势力，国家只顾得修建大的庙宇，辅助庙宇一切的给养，结果国库空虚，消耗了许多有用的金钱和人的血汗。因为庙宇及其精致的仪式日见增多，各种豪华的享乐遂随与俱来，结果艳冶之至，道德废弛。这即是日本诗歌、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日本文艺从未有过如此美的情感，精妙的语言，以及秀密的文句。

在所有进步的标帜上，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出高丽和中国的影响来，这时有一本户口册子，证明在一千一百七十七个贵族家中，有三百八十一家是高丽人和中国人的后裔，我们由此可以推得移植日本之意义与范围了。中国学者、艺术家、工匠、医士，以及僧侣到日本去的很多，几百年间，他们的势力从未有间断。论宝石雕刻，结构的和装饰的艺术，是没有人敢与他们比肩的。日本在此种营养之下，反使她经了好久始觉醒过来——觉醒是独断有为的先决条件，使日本不光模仿别人所固有而变为采择，更由采择而进入真的创造之境，现今仍存在的美丽的奈良法隆寺，即是此种艺术一个很好的纪念物。日本的艺术并非像古希腊艺术之能以战胜侈靡、纵悠，以及享乐主义给与社会道德之上坏影响的。

此时，旧有的佛教正在那裂为宗教派主义的关头。道机，玄昉，鉴真等把中国已有的几宗介绍到了日本，为争朝廷的宠信，各宗互相猜嫉，宗教与世事日趋腐败。奈良为全国宗教的中心，那里宏壮的庙宇，阔绰的寺院，以及一种骄慢的教会权威，在一般人的心里很有一番的势力。像玄昉那样豪侠的僧人，像吉普真普那样可钦佩的儒教徒，与腐败社会抗衡的人日本不是没有，不过因为藤原氏的暗示，他们早已被佛教的权威所扑灭了。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新的宗教借与神道妥协，不久即能控制日本文明，且至二百年之久。全国各省区几乎无处没有佛教徒的教会和寺院的了。日本的皇族及诸名门早以想定了主意，利用这外邦的宗教做一种大的潜势力来约束群众，为大家谋幸福。佛教和神道混合——神道所奉的神明算作佛的化身——是完全的成功了。神道谈到今生的地狱，佛教又推而至于来世，于是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压迫之下，想要解脱必须有僧侣的媒介与以调解，然而在高大的包金的偶像，辉煌的庙宇和祭坛的阴影里，恶行依旧是潜伏着，其猖狂不减与昔日，弱者也更不少受强者的欺凌。从对一般人不负责的情形看来，此种文明是最邪异不过的。

奈良时代里，藤原氏在国会中比他们的曾我敌派总是占势力。因为藤原氏不属皇族，所以虽把他们的女儿们送到宫廷里去，她们也不能立为皇后。但此种短处后来是很灵巧地免除了。藤原氏先娶皇系源氏的女儿为妻，然后使他们妻子生下来的女儿，给本家女儿所生而为天皇的子孙作匹偶，藤原氏创置下的乃是二半血统为一整血统的原则，实际上非皇族的一半就作废了。第一位藤原氏的女儿做了皇后的为光明子，是西元七三五年配与圣武天皇的。此后直至今日，所有的天皇的匹偶不是藤原氏的女儿，这在日本习俗上是一件很大的改变。然而西元八九两世纪中，藤原氏却是用此种的手段而独操着政权，假天子以令天下。

藤原氏之利用宗教为自家谋幸福，这在日本文明史上要算最给我们教训的一件。佛教的权威为迎合与拥护藤原氏起见，把“隐士”制度介绍到了日本，借此可以敦劝那过于刚直的天皇退隐为僧，尊他们为“法王”。求得此种尊荣，后来竟成了天皇最高的理想。天皇本身是神圣的，所以他们在晚年得与神人往来，这些神人受了他亲族的运动，便不能不来替国家出点力。有的天皇实是不得已而隐退为僧，以便躲开天皇的责任及藤原氏终日干涉朝政之无聊，他们在寺院里反可免去人们的骚扰，而得即时为乐。任何寺院有一位天皇在他们的名册上，总有很大的便宜，虽则他的生活往往和他们十分隔离着的。不过此种隐退的习惯，更给那终日的鹄在夺取国家的大权，无所顾忌的先生们留了机会，使日本感受着此种苦痛直到了西元十世纪。因为有的天皇不顾忌受此种把戏的摆弄，拒绝强迫的退隐，所以这种诡计使着并不总是顺手，藤原氏为免除此种困难，又创置下使幼童为天皇的先例，在天皇未成年之际，他们总可垄断一切，他成年后若仍是太执拗，再设法铲除。从佛教为物质上的便宜，而强为赞助此种办法来着想，可知它以一种宗教，却未能从邪异的梦海里觉醒过来。最初日本宗教对“万有”是十分的虔诚，为时不久就又回到了固有的多神主义，不以恶魔所汇的迷信为异样，对于人生丝毫没有贡献，只有些防范地狱里的凶恶与痛苦的符咒。比较起来看，有些佛教的宗派，有与基督教相像的地方——特别是“化身”名称之沿用，或许是受了景教的影响，景教入中国是在西元七世纪。更不可不注意的，佛教利用它所轻视的女人，在宫廷里以及政治与政事等方面占有莫大的权势。

差不多是历史上的一种公例，及至宗教的权威富了起来，宗教的灵性的观点即一变而为物质的观点，教权只是用迷信和残暴的迫害（Persecution）做它的护符了。奈良时代，每族须有一座佛祠，祠里供奉着佛像，按时献祭，违者就要受那五花八门的拷问。最虚妄的迷信是培植了起来，且欣然地想在一般的民众面前讨好。使一般卑屈的民众相信地神，气神，以及神之存在，巫医方术之辈做了一阵子好生意。宫廷不得已也请了百余为僧侣，总做些应付恶魔的举动。如果宫廷里面有人操劳过度，梦昏不醒，那即是恶魔作怪，是必须请僧侣来赶跑的，以为恶魔所畏惧的只有僧侣。高丽的“隐士王国”未被日本吞并时，也曾有这类的举动。

论到此种事，若说当代的欧洲社会也不十分的出色，所言非过实。佛教文明里，道德与宗教之分离是很显然的。此时期中，甚至有位皇后不顾她自身的耻辱而与一个和尚通奸，并为顾全她姘夫的地位起见把天皇谋害。她的身为僧人的爱人实际上即把持政权，不过因她是藤原氏的姑娘，没人敢去过问。在佛教声势之下，更有纳妾制之风行，唯一的限界是财力和愿望。大地主（如前章所述）仍是劫掠农民，欺压土著，以扩大他们的田产而缩减国家的税收。省区的长官和地主们的生活是十分的阔绰，宫廷和政府却每每因贫乏而呈现呆板的状态。许多的农夫不得已而为奴隶，有的更因为无以维持生活而死去。农村生活之不平稳已达到极点，部族和较弱的地主都筹划自卫的方策，防止他们的财产遭旁人的抢夺。私有的警察由“从人”阶级组织了起来——这即是后日众诸侯赖以有天下的武士阶级。社会秩序是异常的紊乱，世袭原则是被打倒了。但藤原氏把持着一切，旁人是无从着手的。

因为这些文明的缺陷，终至而情势日下，酿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内乱，皇族的后裔增加得以至无法节制，一向是巩固的政治的障碍。皇族平，源二大户往往是相间得势，二者总不能两立而保持和平。由这种紧张的状态便演成此后多年的扰攘。但并非是所有的天皇受着藤原氏的摆弄，而无一反抗的。西元七七四年，光仁天皇对某某等大官无耻的行为太愤急了，就把他们处了死刑。这种举动大得国人的同情，于是国人定天皇的生日为国节，留下了一种至今仍在遵守的习俗。这节名为“天长节”是纪念光仁天皇之生辰的。

奈良时代另一种异常的状态，即是中央政府总感着收束土著的困难，中央政府把收抚土著的重任交给了省区的长官，这种办法只是使中央威信扫地，趋使着这些长官去做土著的榨取者。在这里工作上，宗教显然为露了何等的头脚。寺院和部酋们一样，也是尽量地侵夺田地，寺田是不纳税的。当时几乎有一半国家的税收要消费在寺院以及寺院的仪式上面，所费之巨以致国库耗竭。从另一方面看，此时佛教对于工业（特别是建筑、陶器，以及雕刻的艺术）仍是有相当的贡献。只是在首府的地方才谈得到教育。而这却是为官家子弟预备的。所谓文明实际上不过是有爵有位的有钱人的东西。

陆续着克服了土著之后，领土日渐扩张，主要岛屿上的大路逐渐达于四方，譬如从首都北去的中仙道，即是一个例证。中国的二轮车，在早只有皇室有权来用，此时有力买车的人都可以用了。农业也大有了进步，种中国穀类的很是不少，上等的庄稼如大麦、黍、豆之属也成了一般人的食品。对耕地增加给予奖励，足见国家对此事之挂心。但人们缺乏先见之明，运输又不便利，于是一遇凶荒到来，人口常是要减去了好多。市场（和中国相仿）是设在首府的。西元前四世纪以来中国所用的货币，至奈良时代始通行于日本，这大抵是少有贵重的金属的原故。寺钟和其他祭祀时所用的家具消耗去大量的金属，使其供给愈发减少。黄铜钱大约是最早交易的媒介物，它是用来替代米和织物的。当时的钱为圆形，中有方孔，以便系与绳串。但金属钱之应用许久是限于贵族的阶级，后来平民在旅行的时节也用了，原故是带着钱比带着食物要便当得多。采矿在此时方才开始。

奈良时代的文明图画，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里找到，此种文学之存在乃是——以往的思想和活动曾有长期的活跃之佐证。前边已经说过，《古事记》与《日本纪》（都是奈良时代所编）里面有些日本史前期之纪事的。但这两部书对于研究奈良时代却是更可靠的权威，因为那是叙述当时的事。还有一部共藏三百首诗的《万叶集》，也可用来解释当时和以前几百年的状况。此种文学作品告诉我们，因为有佛教之倡导，才使得日本民族的头脑有了想象，理解，并稍然对于人之生存有了一种理性的态度。但大体说来，此种文学既非近于哲学，教训，亦不近于政治，却极空幻偏于内省，论抽象而非实有的事物，和亚细亚的文学差不多是一致的。散文实无足观，比较好的都是学法中国文学的风格，诗歌要算好一些，不过大多是一种感情的描写，与极平淡的个人的描写，称不起一种深奥的抒情诗。日本最初的文学作品，大都描写爱的私情，家庭生活，孤寂和悲惋的情绪，哀叹人生之无常的，启发这种文学的宗教之悲观也由此显露。不过并未失了大和民族的真精神，大和民族是倾心于自然界表面的秀美与凌威的。有很多的例证，表示人们和四季种种自然的现象是有密切的认识，如描写流水的音曲，高山上的积雪，飘动的海藻，鸟的歌唱，虫声，蛙鸣，秋鹿的哀嚎，秋枫的红颜，月光花景之类。日本初期的文学有一种可爱的现象，那就是没有叙述战争的诗，也没有任何战事的形影，原故是作者不得意那些事。想向力之薄弱是很明显的，视抽象的美德为人的事也没有，总之，欧洲诗歌中的抒情与秀丽仍一点也没有。

由其被动的人生观看来，奈良时代的文明实是东方的文明。一切的事都非人所能为力，事实就在那里，如果谁不喜欢，那是“没有法子”。这种态度定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在早大和民族的头脑（和他们所拜的神一样）是发动而不是忍受，是相信神和人都是能有所作为的。创造大和以及大和民族是件很大的事，然而是办到了。新的宗教似是把此种气凛抛却，加上一种“毫不顾虑，‘业’是不可逃脱”的精神。这或许是使佛教和藤原氏任其所以的意思。不过我们须承认，考察奈良时代的文学，可知当时文明的程度是与彼时欧洲相差几岁，试问，英国以及近代的任何国家，在西元八世纪之末，在文学上有什么贡献？换句话说，在知识的路途上（特别是文学和哲学）是可与希腊和罗马相对照的。奈良时代的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社会，和皮尔斯农人“PiersPlowman”时代的英国并没有何等不同的地方，万叶集里的诗有的描写农人的贫困状况和皮尔斯农人人所叙述的正同。

《日本文明小史》，（美）布赖恩 著，健者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9月

《日本文明小史》图书简介

这是一本与《菊与刀》研究视角迥异的书，本尼迪克特更多的是作横向式的民族性研究，揭示了日本人生活的诸多层面，而这本由周作人悉心指导和校阅的小书却是完全纵向的文明史研究，它对2500多年的日本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我们欲了解日本文明，这样的观察是必须的，正如本书译者所言：“想要知道她骨子里是如何，则吾人必须分析她的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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