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甲午战争期间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生前所著回忆录出版,才有了细节更丰富、看起来也更接近真相的第二种说法。

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一书引日方史料披露,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发生了一件清军水兵与当地警察冲突的恶性治安事件。事件中,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到了一本中国人的小字典,小字典内的汉文字纵横两侧,标注了0、1、2……9的小数字,电信专家立刻判定:这是清人电报用汉字译电本,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规律,他们很快掌握了中方制造密码的方法。

1894年6月22日,外相陆奥宗光设圈套,故意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政府文书。次日,日方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汪凤藻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文书的电报。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凭以往的破译经验,结合早年掌握的清人制造密电码的方法,仔细对照研究汪凤藻密电的内容构造,佐藤最终成功破译了清国公使馆的电信密码!

吴大五郎其人:学者还是间谍?

但伊藤博文这个说法的疑点是:是谁因为斗殴丢了作为辅助密码本的字典?再说谁会带着这么重要的东西在日本军港上岸?吴大五郎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拾到”宝贝字典的呢?

甲午战争期间,中田敬义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秘书,根据他在1938年的回忆,得知吴大五郎不是“拾到”中国电报明码小字典的,日本外务省本就有这本书。吴大五郎是在骚乱期间利用截获的中方电报,参照中国字典等资料,开始了对电报密码的破译准备。

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其实是很重视的,并和各国一样有电讯管制措施。否则从1886年吴大五郎开始,到1894年佐藤爱麿最终破译,日本不至于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破译工作。

而“拾到”字典的吴大五郎,也不是一个普通人。

吴大五郎姓吴,父亲叫吴硕三郎,是日籍华裔。既然是中日混血,吴大五郎当然对汉、日两种语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当时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并被选送为明治维新之后外务省首批赴华留学生。这些人表面是留学生,其实还兼刺探情报,有的干脆就是职业间谍,来华前,他们也受过相关训练。所以,除了留学生、学者之外,吴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间谍,战略层面的文化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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