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启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王阳明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伊藤博文,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阳明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科举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明朝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囶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