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雍正决定从整顿吏制开始，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于是雍正下第一个法令，就是下达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事情之紧迫。

在清欠执行上，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称道。

雍正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首先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边，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他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给别人担事。而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们，眼睛都望穿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因此眼睛现在都泛着蓝光，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和稀泥”谁就是动了他的“顶戴”，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同时，在古代官场有一个循环：上一任亏空，继任者填补，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所以亏空总是补不上。可这回继任者就是来查账的，还不趁机把前任的亏空账抹平？再者，如果他查不出亏空也就没有自己的继任。因此，从哪方面讲，去查账的人都会“光膀子卖力气”地彻查到底。

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雍正用两计“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首先查处主管财政的户部有亏空，而且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把钱还了，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从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雍正指出：“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与此相同，广东巡抚杨文乾、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雍正都对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个中详情，《红楼梦》背景中的江宁织造曹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才有后来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之说。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亏空没了，国库也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

在解决了“眼前这点事”的同时，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这为后来的整治吏治、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同时暗中安插密探，四处巡访，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他都能马上知道。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并可直达圣听，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雍正因此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甚至民间流传出雍正亲自设计的杀人工具--血滴子的传说。

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耗羡归公，更是把以前各级官员的以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为由，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的“小金库”收归中央财政。动了这些官员的钱袋。

清欠一事可以讲“事关根本”，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但是由于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应该讲这件事情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