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的一道伤痕，但是对于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有论者指出，这对于中国是一场局部战争，对于日本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全局战争，是举国体制的日本对抗各行其是的中国。随后，中日两国命运的走向呈现出戏剧化的差别，从金融视角看去的结果就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与之擦肩而过。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高达2亿两。日本前外务卿井上馨不无惊喜地表示，“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甲午赔款给予日本极大的经营空间，其国家预算规模一下子变为战前两倍，高达15250万日元。这笔巨大的财富，极大滋养了崛起中的日本，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充当实行金本位的准备金，同时帮助以三井为代表的财阀集团崛起，为日本的资本主义铺平道路。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对于后发国家的重要性，多次研究讨论币制。明治初年维新政府财政状况不佳，官方货币“太政官札”遭遇多次贬值，建立金本位制的企图宣告失败。金本位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准备金不足，而中国“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后增加3000万两“赎辽费”)，折合为3.6486亿日元，使得日本最终在1897年得以确立金本位。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清朝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转向金本位。且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国家制度。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为货币铸造。根据《日本经济史:1600—2000》一书记录，日本在幕府时代是三货制度，即黄金、白银、铜钱通用，日本的地理差异也导致了黄金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当时日本甚至以金币的单位“朱”作为货币单位来发行银币(日本金币是用两、分、朱来计算，一朱约15克，一分等于4朱，一两等于4分)，这种定额货币因其便利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称量货币，金银币一体化也导致都用相同的两、分、朱计算。在幕府倒台不久的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金银称量银币所占份额仅为2.7%。随后日本转向金本位，这一状况避免类似中国白银换算问题，可以顺利过渡到元钱厘的体系。对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已经使用铸币，日本铸币之晚了2000年，而中国直到晚清接近覆灭才开始发行铸币，比日本又晚了数百年。

其次，日本金本位的重要转机，都出现在19世纪晚期。不得不提出的一位杰出人物，就是萨摩藩武士出身的首相松方正义，从1881年起主导日本财政超过20年，力排众议与大力改革。在19世纪末，国际银价大跌，间接带动日本出口繁茂与企业兴起，但是松方正义观察到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在1893年实行金本位，开始不顾分歧强行将货币体制引向基于金本位的现代货币制度，并推行系列改革，一是在1882年通过制定《日本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是唯一有权发行纸币的机构，二是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

最后，从政治角度审视中日货币，又有不一样的景致。完善的货币金融制度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起飞意义重大，但对货币制度差异，其实中国与日本的时间差不足20年:1870年日本铸造“龙洋”，1887年广东也开始铸“龙洋”。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同年中国开始机器制钱，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

2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但也会成为剧变时代的分水岭，落后20年已经足以让中国错失金本位的时间窗口，也意味着错失历史机遇。金本位乃至信用货币在全球成为主流，其实也就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对于这股历史潮流，中国也曾想加入，但国内争议纷争、利益分配纠缠之下，始终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王朝在系统性落后的形势下，货币或者金融改革难以单边突进，也无法倒转历史车轮。

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梦魇的深化，触发随后一系列政治破败，正如清末恽鼎所评价的那样，“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在经济上，变动中的中国继续依赖白银，国际市场的白银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剧烈而直接。白银变化剧烈引发经济政治的诸多痉挛，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重新梳理清晰。反观日本，则赶上了当时的时代快车，为随后的产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奠定了货币基础。中国赔款的大部分费用作为日本军费，让日本军部力量更不可抑制，举国膨胀在追赶与超越的狂奔之中，为日后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