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列国志作为扑克关于国别方面的系列长文，已经写过了中国周边一系列国家，从东亚的朝鲜、韩国，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菲律宾，再到南亚的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几乎写了一个环状，却唯独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强国：日本。

不是不想写，而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太沉重的存在。

日本这个国家，对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名词，但是我想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名词，两个简单的文字却包含了太多的各种情感，数千年的交往与冲突，留下的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不断的流血和冲突，延绵不断的哀怨情仇。

我们在早期国内对日本财团还不太了解的时候发布过多篇关于日本财团的研究，也曾在最近疯狂追捧日本的各种文章中清醒地发布了《强大到另人窒息？真实中日经济实力大起底，日本正在窒息！》。

有人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日本。

而我觉得，这句话是错的。

日本，只有一个，你看到一千个，只因为看不清它真正的面目。

要剖开日本的面纱，北京大学的韩毓海教授在《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一书中提到的三条线索是值得去构建整个日本的分析框架的：

一，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

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的；

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中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自身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

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如果不未雨绸缪，则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低。

沿着这三条主线，首先应当被摆上手术台的就是日本的历史，被太多中国人误会太深太久的“中华文化圈”之说。

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

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

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更得出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是有害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空话。

如果说日本制度文明起源于以“大化改新”引进大唐制度文明，这说法大致上还算“靠谱”，那么，如果进一步以为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以为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就近乎无稽之谈了。

事实是，唐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便崩溃了。

在漫长的古代，统治日本的，乃是特殊的“和尚－外戚－军阀”制度，这种制度是日本的独创。

大唐文明在东瀛不过昙花一现，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乱世”。

随后，绵延千年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则把日本带入了漫长的“战国时代”。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诱导下而实行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则形成了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辉煌而短暂的引进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就大致终结了。

奈良时代从中土大唐引进的是三个东西：

第一就是“天皇”这个名称，此称，一说是来自唐高祖，一说是来自唐高宗。公元626年玄武门事变发生后，唐高宗李渊被奉为“太上皇”，即名义上的退隐皇帝，只是偶尔出席宫廷礼仪活动而已。而自公元683年之后，唐高宗李治也因病而成了名义上的皇帝，实际统治天下的乃是皇后武则天。

而依据一般的推测，“天皇”是日本为效仿唐高宗的称号而从中国引进的，这是因唐高宗曾使用了源自道教的称号“天皇”。在“天皇”称号产生之前，日本统治者对内称为“大王”，而对外则称“倭王”、“倭国王”、“大倭王”等。

其次，就是仿照唐太宗的均田制，颁布了“大宝律令”，实行“班田制”，但其“租”却留于地方，这就意味着保留了地方豪族的治理，而只有庸与调收归中央。相对于唐的制度而言，日本的租庸调是不完整的。

第三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且武则天宠幸和尚薛怀义的风尚，似乎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盛唐那位卖春药的和尚薛怀义，本是由太平公主引荐给武则天的，他被宠幸长达10年之久，亦是唐代建筑的明珠—明堂—的设计者。而武则天宠幸和尚的作风，竟亦被日本发扬光大，并不幸导致了日本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高峰——“奈良盛世”的瓦解。

公元746年，日本第46代天皇、也是日本历史上第六位女天皇—孝谦上皇（749-758），因丧母之痛而身染重病，在病中她受到了道镜禅师的精心护理，从此对道镜和尚倍加宠爱。

孝谦继位后，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自己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

奈良时代，僧侣与贵族势力藤原氏的斗争不断，而为摆脱寺院势力对政治社会的影响，确立新的政治基础，恒武天皇（781-806）不得不于794年（延历13年）将京城迁出奈良，最终定都平安京（即后来的京都）。

奈良时代的终结，与贵族－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

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从奈良迁都于今京都，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

因此，“平安朝时代”便是以曾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以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不过，藤原氏虽相当于汉之霍光与王莽，但却还是有根本之不同：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均非常短暂，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而这便是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制度。

“摄关制度”是日本贵族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日本贵族的新居均设在女方娘家，而拥有数名妻子的贵族男性，一般会选择在地位较高的妻子家中居住生活——用中国民间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倒插门”制度。

如此，婚后所生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般也由妻子娘家承担，故而可以说，日本贵族婚姻生活的运作，就是以妻子、女方为中心的。

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曾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大权独揽，仅他一个人便“摄政”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制度自然导致了寺院与外戚冲突的延续，促使了寺院势力的复活，而日本历史的真正主角——军事贵族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方才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奈良时代结束后，日本的班田制度随之崩溃，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庄园制度代替了均田制度，正是以班田授受为核心的律令土地制度的崩溃，以庄园、公领为核心的新土地制度的兴起，方才导致了武士团制度的产生。

武士团以大庄园为舞台发展起来，其职责是以武力守卫庄园。

而平安朝后期，外戚与寺院为了巩固自身权力，都力图借助武士团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外戚和寺院势力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

平安朝后期，“摄关”制度被军事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武士团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幕府演义

随着“军事集团”的崛起，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再次由京都迁到了镰仓。而“镰仓时代”，才是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代，因为它的确立，标志着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体制——“幕府制度”的开始。

什么是幕府制度呢？从中国的角度看，第一代镰仓幕府源赖家族（源氏），最类似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但又非常的不同，因为曹操乃是从地方豪族发展起来的势力，属于地方军阀，而源氏所创立的幕府制度的基本特点，却是包纳了中央贵族和地方豪族的武装体系：它是由中央军事贵族集团“幕府”、地方豪族军事集团“守护”（后来的“大名”）以及“守护家臣”（“武士”）这三股势力构成的“三足鼎立”，是一种相对平衡、成体系的武装统治结构——虽然幕府制度不断有所变化，但这便是延续到明治维新的日本社会基本政治结构，也是今天日本人所理解的“日本固有制度”的最一般形式。

由于幕府制度比较类似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大约就是日本人特别喜欢《三国志》的原因之一，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三国演义”的时代无论如何都是“乱世”，伟大的政治家曹操是代表历史逆流的“白脸”，而对于日本而言，幕府之道却简直就是人间正道，是最正常健康的社会形态。

由于制度文明基础不同，所以日本无论秦汉，极重视魏晋，乃是非常自然的。

因此，与其说大唐制度影响了日本，倒不如说地方军阀“曹操”才是日本古代政治的偶像——从日本的角度看，曹操就是创造了历史的大英雄——而白脸曹操们代替尧舜成了创造历史的圣人，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对中国人而言可能就是匪夷所思的。

可见中日历史观很早就分道扬镳，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所谓“历史观的分歧”，其实从遥远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

镰仓时代也是日本与中土关系的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土的关系，元兴兵伐日，于博多湾登陆，双方大战第一会合后，元军回船休息，不料夜间台风骤起，次日拂晓，怀揣战死之心的日本人战战兢兢再看——元军的舰队却已经被台风刮得无影无踪了。

借助“神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这极大地增加了新兴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童话从此得以流行。

当蒙古的威胁不在，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

三股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开启了日本的战国时代。

此时，日本皇室实际上也一直想夺回被幕府所垄断的实权，但是，后嵯峨天皇之后，由于皇室围绕着皇家庄园的分配问题，形成了“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两派之间的对立，从而形成了两支皇统，皇室内部分裂，便更难具备“讨幕”——即与幕府夺权的力量。

利用皇统之间的对立，幕府则提出交替继承皇位的“两统迭立”方式，以此继续左右朝廷和政治。

而在寺院势力的支持下，后醍醐天皇为了复兴天皇政治，开始着手讨幕计划，以此为契机，京城周边的寺院势力和反幕府势力，尤其是反对幕府的北条氏武士，也加入了讨幕队伍。

幕府派遣足利高氏前去镇压，然而，这位足利高却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杀回镰仓，而关东有实力的武士新田义贞，也率领周边武士加入了攻打镰仓的行动，合力摧毁了镰仓幕府，并把北条高时以下的北条氏一族全部灭尽。

因为足利高氏弃暗投明，临阵倒戈，保护天皇有功，后醍醐天皇便将自己的名字“尊治”中取了“尊”字，赐予足利高，从此，“足利高”就变成了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足利尊”。

讨幕成功后，后醍醐天皇废除了摄政、关白，开辟了被誉为“建武新政”的新政体，“建武新政”的主要特征是：它是皇权与武士制度的折中，也就是所谓“公家治国”与“武家治国”的折中，是典型的“一国两制”。即在地方上同时设置了“国司”（由中央派出，掌管地方事务的官员）以及“守护”（由武士担当）两套班子。

然而，武士们却对“武家政治”充满期待，认为新政府未能妥善对待武家势力的各种要求，打天下的没有坐成天下，他们随时准备再次起事。

1335年，被天皇派去镇压北条高时之子时行叛军的足利尊氏，为了复兴武家政治，再次半路倒戈，而这次他推翻的则是后醍醐天皇，从而使自己成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倒戈将军”。

1336年，尊氏在京都扶持持明院皇统的“光明天皇”登基，并制定和颁布了“建武式目”。1338年，尊氏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重建了幕府制度，重振武家政治，后醍醐天皇的新政仅维持了3年就夭折了。

后醍醐天皇逃至日本南部的吉野，与京都的皇统对抗。

从此，日本出现了吉野的“南朝”和京都的“北朝”间的南北朝对立，此后再历60年的南北朝之乱，至14世纪末，足利尊氏的孙子义满的时代，战乱才告一段落。义满于1392年实现了南北两朝的统一，将幕府设在了京都的室町。从此开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文化和经济上的“盛世”。

室町幕府的财源，名义上来自于诸藩国的守卫和地头所缴纳的税金、段钱（土地税）、栋别税（房屋税）及关钱（设置在各交通要道的“关所”收取的通行税），然而，因为地税局（御料所）被守卫大名所控制，幕府财源不得不依赖京都地区的高利贷从业者，故而经常是入不敷出。

最终，幕府通过与明朝的贸易，终于找到了解决自身财政问题的根本办法，1401年，足利义满命令管辖九州的“九州探题”严厉取缔倭寇，并以此为条件，与明朝建立起朝贡关系。

义满接受了明朝的册封，抬高了自身的威望，日本更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日本与中土明朝关系的恢复，明的货币“永乐钱”大量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

乱世之后的风气往往是奢靡（如中国之六朝），而作为“奢靡的哲学与美学”——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赞助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

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极大地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

在战乱中，京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更替横出，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以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军事贵族集团——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则是地方豪族军事集团——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基层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

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武士道”的发扬并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

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其固定的居所——城堡，武士亦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以完成自我修养——这就是茶室和“茶道”——作为日本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

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儒教的地位在日本既不如神道和佛教，甚至还不如与禅宗相联系的茶道——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学者一般地称日本属于“儒教文明圈”——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挺荒诞的。

到此，我们便可以初步对中国和日本古代制度作一个比较：隋代以降，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主体便是文官官僚，而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却主要是以幕府为标志的军事集团，这就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国与日本在社会性质、结构上的不同：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的结构中展开的，而日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是在“幕府”中央与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之间展开的。

从社会构成来看，相对于古代中国的皇帝而言，日本的“天皇”自平安朝时代（794～1185年，相当于北宋时代）就完全被架空，成为被抛弃在京都，尸位素餐的纯粹摆设。

而日本于庶民之外，还有大量人口被称为“秽多”（无名姓、更无财产者），其地位则远比中国的农民低下，属于比后来欧洲的“无产阶级”境遇还悲惨的农奴。

中国古代之所以创造出伟大的文明，是由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而社会稳定则与隋以来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密切相关，这一点，与日本古代军事贵族支配下的战乱频仍非常不同。

古代中国制度的基石——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政治结构从未在日本真正形成过。

特别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核心“科举制度”，也从来没有在日本确立过。

而离开了科举制度来臆测中国、朝鲜与日本古代社会的相同或者相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问题中蕴涵着中日制度的重要分野。

中国自唐之后，历史的主流是文官政治，社会差别不大，安定和平是大趋势；而日本则是武家统治，社会差别很大，战争动乱是大趋势。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倾向，却是与上述视野完全不同的。

直率地说，当代学者往往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出发，认为唐代以来的中华帝国就是简单的皇权“大一统”，它彻底终结了封建制度，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不能按照西欧和日本的方式，或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利地从“军事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体制，因此，以地方分裂为特征的军事贵族制度（六镇制度、藩镇制度）在中国的“早夭”，恰是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难产”的根本原因。这种“早夭”导致“难产”，将中国历史头足倒置的观点，最主要的发明者就是顾准先生。

实际上，军阀统治固然可以制约皇帝乃至使皇权“虚位”，但是，它却陷人民于水火，陷日本于长期的动乱与贫困之中，残暴的武家政治，实无任何先进之处。

何况，仅凭天皇长期被幕府将军虚位这一条，根本不足以说明日本政治的专制程度就比中国差。

这里微妙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竟是有形的专制，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无形的精神和法统专制，中国的皇帝称“天子”，皇帝的上面毕竟还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皇竟然自称“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历代的幕府将军虽然将天皇虚位，但是却没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

1946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布了《日本国宪法》（1947年5月3日付诸实施），其中《日本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为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天皇地位是以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全体意见为依据。（日本国宪法第1章天皇第1条：天皇は、日本国の象微であり日本国民统合の象徵であつて、この地位は、主权の存する日本国民の系忩意に基く。）

这不但说天皇就是“神”，而且他还是日本每一个国民的“精神”，假若没有了天皇，不但日本会四分五裂，而且每一个日本人都将六神无主，陷入空虚。

中国人与日本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相似，而实际上，自古以来，其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却有着天壤之别，中、日分别是自己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产物。如果因为盲目的“求同”，无论是从“中国的标准”出发，还是从“日本的标准”来要求，带来的只能是进一步的误解。

面对西洋：清与日本的幸与不幸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1868年时“明治维新”的“成功”，则划出了中国近代与日本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经济落后又不思进取、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中国；一面是主动向西洋开放，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和政治，在天皇治下统一、开明进步的日本——这已经成为中国和日本“认识”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今天各种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想象，基本上是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

不过，此类叙述却完全是想当然的、非历史的。

日本的迅速爆发，非但不是因为自身的开明和强大，恰恰相反，是由于自身的贫穷和弱小。

一切，必须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

自从西方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连绵3个世纪，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抢劫与掠夺，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明抢。

因此，19世纪世界上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叫民族主义。而当时世界上谁最富而又最缺民族主义呢？又是谁家的“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公共财产最不成比例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安逸已久的大清国。

而19世纪初欧洲最穷而又最不老实的（老百姓(603883,股吧)所谓滚刀肉）一个，就是英国了。

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些欧洲财主们相比，恐怕是除了裤子和菜刀之外，它本是一无所有的光棍，英国在欧洲，本是抢不到多少东西的loser，因为美洲已经早被西班牙抢成了“野蛮”了，所以，英国才不得不到亚洲去抢。

首先被英国绑了票并陷入内乱的是印度，印度是英国由赤贫到小康的第一张馅饼。

然后，正如贡德·弗兰克所指出的：英国又通过免费的北美白银，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才勉强从世界经济列车的末流乘客，混进了二等车厢。

至于亚洲的日本，当时非但绝不是什么阔主儿，套用小平同志的话，那才真是“穷了几千年了”，以至于在“最大的强盗英吉利和法兰西”（这是雨果的话）眼里，日本不过就是个不入流的阿Q王胡，而真正有钱的赵太爷，原在它的西边——那就是中国。

19世纪历史的实情是：西方列强不是不能抢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列强们如对待中国那般兴师动众、劳师袭远地去抢——“值得一抢”，这当然还是需要资格的，何况现代意义上的一国抢一国，比传统的绑票这种“恐怖活动”，那还是要费事得多。

这便是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历史的夹缝里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关键因素。

与对中国的穷凶极恶相比，英国对于当时的江户幕府，表现得格外仁慈：它允许江户幕府将开港贸易的时间推迟到1868年，随后俄、法、荷兰立即跟进，也一致同意日本延迟开埠直到1868年。

而这里的所谓“仁慈”其实不过是顺水人情——说白了，无非是列强们对一头皮包骨头的猎物兴趣不高。

最明确的事实是：近代日本不但没有像我大清一般与英国在海上陆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没有被八个最大的强盗联合打劫的经历，它最多不过是被列强们口头上吓唬了一下而已。

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贝利带领4艘军舰，出现在江户湾入口浦贺海岸，当时的美国为了在北太平洋(601099,股吧)捕鲸以及开拓与中国的贸易通道，意识到必须在日本的港口进行食物和燃料补给，贝利此行，目的便是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和通商的国书交给幕府官员。

1854年，贝利率领7艘军舰再次光临，要求日本表态。迫于贝利的强硬态度，1854年3月，日本幕府屈服于美国，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即神奈川条约），延续了200年的日本锁国体制，从此宣告结束。

而美国随后向朝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却被它一通炮打了回去——从此朝鲜便开始笑话日本人胆子忒小、只会倚强凌弱。

而要想了解日本的兴起，首先还必须了解：19世纪的国际航运通道，是从欧洲到亚洲，即19世纪还是“印度洋世纪”，而不是所谓“太平洋世纪”。

换句话说，国际航运通道是经过印度洋到亚洲，而不是经太平洋到亚洲，其目标终点便是中国，而列强到中国后，皆无意将航线继续延长到日本，而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是跨太平洋而来，但是，它不过是为了到中国做生意（以美国西海岸的毛皮换取中国茶叶和瓷器）需要中途补给，才迫使日本开港，以日本做进入亚洲的跳板而已。

而19世纪以来，日本之所以先后得到英美两国的全力扶持，主要又是出于牵制中俄的战略目标所需。

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是在《英日通商条约》签订后8天爆发的，日本其实是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之后，才敢于公然挑衅中国。而随后的日俄战争的主要出资国，同样还是英国，实际上，单靠日本的资金根本不足以支持日俄战争。

说白了，这两场战争其实都带有典型的“代理人战争”性质，如果没有中俄两国的存在，日本在欧美列强眼里本来就毫无意义。

换句话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爆发式崛起，从国际环境上看，主要是由于“英日同盟”所赐，19世纪以降，是英国首先把日本提拔成为其亚洲事务代理人，1894年中日两国开战前，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通商条约》，鼓励日本从东边攻击中国；

而后，1902年英国又与日本形成第一次英日同盟，鼓励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再订第二次英日同盟，将原来的英国保护日本，变为两国互相保护的攻守协定，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中国、印度和朝鲜。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以《日美安保条约》为象征的美日军事同盟，不过就是当年英日同盟的翻版罢了。

在“明抢即公理”的近代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运，正在于它始终不是“被抢”的主要目标和对象。

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够实行明治维新，并随后具备了跟着列强去抢劫的资格，也不是因为日本特别善于见贤思齐，而是由于列强的纵容、利用和照应——说不好听就是“蔑视”。

保罗·巴兰在《增长的经济学》中即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穷，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资源，也不能为西方商品提供销售市场，因此，根据收益与代价的考虑，殖民日本的收益太低，这便是日本很轻易地实行了“维新”的根本原因，而对照而言，印度却因为其富足，而长期受到了英国系统的掠夺。

即在列强们的眼里：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可抢性几乎等于零蛋，与其去兴师动众抢它，还不如让它去帮助大哥拎包袱，更符合代价－收益原则。

于是，日本自19世纪以降，就一直在进行着玩火的勾当，这就是充当世界霸主（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在亚洲、特别是远东（东北亚）的代理人和打手，从而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外交自主性。

这一火中取栗的冒险勾当，既给日本带来了短期的巨大利益，甚至使得日本迅速崛起，但也成为日本一直摆脱不掉的终将面对东边大陆那个大国的宿命。

自明治以来的日本政客们似乎都没有看到：西方列强分配给日本的角色，其实也就等于让它去送死：即鼓励日本去搞倒根本不可能倒掉的、幅员极其辽阔、资源极其雄厚、人口极其庞大的中国和俄国。

而用一个美国资深外交官的话来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先是鼓励日本这个小蛇去吞大象，在它快要噎死的时候，再猛击它的七寸。

当年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在离开日本之前说过一句，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就像12岁的弱智儿童。这个人很让人讨厌，但他说的这句话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

明治以来日本的政客确实“弱智”，而且平均智商不足12岁，因为他们连这么简单的纵横捭阖之术都没有看出来——而这才是近代日本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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