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季我努学社演讲嘉宾。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甲午战争浮世绘

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 。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8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较，改革效果，中国尚且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提倡与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使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868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差不多1100万日元，大概折合中国700多万两白银。1892年前日本在洋务企业方面的成就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方面可以说是很难望其项背了。

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 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留学欧洲，或者到欧美各国考察过，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近30万人。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成长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这场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黄海海战

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 。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做出了几代人的准备，包括政治准备、经济准备、军事准备、社会动员和国际舆论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可谓无所不细其极，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负重要职务的人都曾到中国做过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所有到中国搜集情报的人回国后都提交调查报告。著名的如桂太郎等《邻邦兵备略》、驻华武官福岛安正《征清意见书》、小川又次《征讨清国方略》以及海军部的六份《征清方策》等。小川又次对中国国情民情以及兵力部署的掌握，是清政府高层官员所不及的。情报人员绘制了包括朝鲜、我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详细地形图。反过来，清政府朝野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几代人准备“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撰写了一本《日本国志》，刊刻后不为国内所重视，这部书的价值直到甲午战败才被士人发现。曾任驻日本公使的黎庶昌，对日本社会有相当了解，曾判断日本对中国终有一战，甲午战前要求再派他到日本赴任，揭穿日本对华战争阴谋，不为总理衙门接受，只落得终老乡里。清政府处理中日关系交涉，包括1871年建交、琉球事件、台湾事件、朝鲜壬午兵变、朝鲜甲申政变等，都是就事论事，不是放在欧美列强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大背景底下思考，不去追究、探讨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且往往处置失当，常常堕入日本谋略的彀中，不知自拔。

中日战舰交火

五、日本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 ，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作了周到安排。“集中目标，讨伐中国”的情绪，弥漫全国。战端一开，清政府惊慌失措。清政府内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帝党、后党围绕主战、主和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主战人士也拿不出克敌制胜办法。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御史言官主战，他们没有实权，不敢得罪慈禧太后，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李鸿章。朝廷和政府难以形成对日作战的领导核心。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应对谋略、调兵遣将，在在需要奏请，而且遇事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张海鹏史学文论精选集第二卷》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雷晓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