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念群：当年日本何以不能征服中国？

作者：杨念群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近世以来，国人虽屡次挨打，却始终对日本的怨恨要远高于西方诸国，道理不难挑明，那就是挥之不去的“乳娘心态”，国人总是认为日本文化之繁华延续乃吾泱泱大国文化之赐，或曰与吾国相比，日本不过是东亚儒教圈里的小老弟，当年还接受朝贡册封，此近邻小族能混到今天纯粹就是因为自始至终吸着中国这个母国的奶才能长大。

就连熟悉日本的周作人也自信满满地认定：“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因为这些缘由，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就像他自己说的：日本“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全看成笑靥。”（《日本管窥》，参见《苦茶随笔》）

国人在近代被西人揍习惯了，虽还条件反射般做点抵抗，却神经早已麻木，只有甲午被日本击败，才真正震动朝野，“乳母情结”苏醒而突然大爆发，忧患文人的身心才格外感到疼 。康梁受到刺激搞变法，拿出的理由也是让西人欺负尚可以忍受，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暴打致残才是奇耻大辱，此仇焉能不报？心理上还是“乳娘心态”在酸酸发酵。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论风靡，有人觉得香港在英国法制管理下秩序井然，遂因羡慕而狂言英国应该再殖民香港一百年，然后欢迎英国佬到大陆来试试，中国才有希望，此语虽然荒谬，但那是对西方文明艳羡的真情流露，可那时真没人敢冒险说让日人统治多少多少年，中国就会变好，那可不是个简单的汉奸问题，而是夹杂着要雪那弑杀乳母之仇的特殊情感。

与大陆比较，似乎台湾同属中国人却是个例外，表面上的原因是台湾甲午战后较早纳入日本版图，成为其中一个省，日人在岛上实施了不少现代化建设，台湾人不会裹在类似南京大屠杀的血腥记忆里纠缠不清，不像大陆满眼望去，几乎处处都有被日人破家屠戮之户。

其实，两国交战，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时间绵延未必能冲淡血腥的记忆，却也不妨碍接受改朝换代的统治秩序。当年满人入关有扬州之屠，嘉定三屠，江阴杀戮，据说仅扬州一城就杀掉了八十万人，此数字虽明显夸张，可毕竟满人着实坐了汉人二百多年的江山，小老百姓没几个人能记住那血色场景。尽管革命党人为造反多翻出满人屠城的旧账，好象也不足以成为满人退位的唯一理由。

表面上看，日人侵华完全可以把满人南下作为自己的行动模板，不过是复制一番北方“蛮夷”入主大统的历史，这想法似乎并不缺少什么正当性。而且日人还自忖比当年的满人更能体贴了解和汲取汉人文化的精髓。也许日人侵华不满足于占领东北地界，而继续向南进发，攻占南京后即以为可以重演南明弘光旧事，还真是想再复制出一番满清帝国的新气象。

然而，八年持久战的苦撑终于阻止了中国全境的陷落，南宋屈从于元人与南明屈从于满人统治的历史并未成功被复制。那么，同为北来的“蛮夷”，日人何以无法再重演清朝复兴的喜剧呢？答案当然不只一个，如果只谈现实外部的原因，日本侵华完全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日人侵华被紧紧绑在了西方各国的利益链条关系之上，必须要考虑相互的平衡关系。不像满人一心只顾收服中国境内各族人心即可创制大一统的局面。

故日本之败固然与中国自身的抵死血拼有关，也是全球各种势力反复博弈的结果。比如德国纳粹的失败直接导致北部军事平衡关系的瓦解，加速了中国东北日本武力的崩溃，这条外部因素显然是满人不具备的。当然，中日两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内部方面的差异更加重要。这才是日本无法征服中国的一个主因。认识此点可能有助于我们克服自身已成顽疾的“乳娘心态”。

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极力主张日本“脱亚入欧”，是有道理的，他早已看到日本和中国的差异要大于和欧洲的差异，才动了这个念头，福泽的观点在当时确实是个洞见。至少从日本的社会构成形态来说，以宗藩为核心构建的社会体系，数千年维持一系，条理井然，很像欧洲的“封建”等级秩序，中国却早在秦朝以后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布衣显贵之间本应相隔相间的谱系从此融混交合，乱成一团，很难辨认。

近读沟口雄三先生有关中国公私观差异的著作，印象较深的一点是日本的“公”中并没有“平等”的意思在里面，这与中国观念有很大不同。因为历史上寻求“平等”状态一直是中国人寻求变革的一大动力，无论是在动乱还是在和平时期均是如此。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语汇中，“公”含有非常正面的意思，有“平分”的涵义；“私”则正好与“公”相反，变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公平、公正与偏颇、奸邪、自私自利等负面的描述相对立，直至后来发展成“大公无私”等极端变态的行为。

“公”是平分，造福于众，“私”是各谋自利的奸邪这种观念深深刻在国人的骨子里。但如果认为中国人没有谋“私”的正当性欲望那就错了，只不过中国人常常故意假装抑制对“私”的渴求，必须把它包装成“公”的企盼，去偷偷摸摸地徇私，缺乏真正的“隐私权”，心灵为此常常扭曲。在日本，“私”却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作第一人称来使用的。

沟口在区分中日关于“公”的差别时，有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说中国人谈“公”总是要跑到大老远的地方去寻找一个源头，比如最常见的是找到“天”这个飘渺遥远的词，硬说“公理”必须有“天”做依靠，包装成了“天理”心里才踏实。日本人好像看上去有点傻，就会守住一个具体的符号比如“天皇”或近代“国家”，把他们当作“公”的代表，无条件地加以尊崇。中国人常常三心二意，认为皇帝如果体现“公”意就拥护它，违反“公”意就应该推翻它。中国强调原理的“公”，日本遵循一个具体的“公”，两相比较，中国人显然不像日本人那般死脑筋 。

日本的武士和商人基本上都是世袭的，而且是长子继承制，财产不能分家，故而形成相当刻板严格的职业和等级意识。中国人的家产则不断遭到拆分，职业选择也是流动无常，飘忽不定，难以形成固定的职业操守。在中国，“公”是“私”人因素连带凝聚而成的东西，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才会导致公和私不分相互掺杂难辨这种状况。

日本这样严格界定“公”“私”界限的结果是他们肯定非常不适应中国人到处以“私”代“公”的模糊现象。比如明目张胆地随意使用公车等公家财产，或者把孩子带到单位办公室里戏耍。他们认为，把“私”事带入“公”事，或把公家的东西为己所用，是件羞耻和不道德的事情。

再拿与外国的关系来说，孙中山讲“天下为公”，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应有平等共处的权利，民族主义也是从争取平等平权的角度出发提出来的口号。而福泽谕吉眼中所谓的“公”也是从日本国的自身利益出发，可以不惜代价损毁他国的利益，发展出狭隘的近代国家主义。

就国人对中日差异的观感而言，也有相似的议论，如周作人曾谈过两点日本人的特性，一是地理位置好，一是对君的感情深厚绵长 ，前者不只是说地理环境本身的优越，而更指人民剽悍忠勇，从未让异族异姓染指日本本土，相反却屡次出兵高丽、中国，胜多败少。这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巨大，培养出刚健质直的性格，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土的感情相当单纯真挚。

不像中国从来都是异族征服的试验场，不但历史上外夷人种不断参杂混入，文化也很难视为纯粹，民众心理飘忽，难系于一条清晰的线索之上，遇事自然会表现出复杂异动的样态，甚至投降成了惯性。

周作人就概叹说，庚子联军入京时市民贴顺民标语还要算是难怪，“九一八”后关外成群成队的降卒都“归顺”了敌国，这是世界少见的事。外国只有做俘虏，后来还是要回本国的，这样入籍式的投降实在是被征服的历史余毒。

这话说的挺沉重，有点像王朔当年发牢骚说抗战打了八年，就因为中国汉奸太多 。

不过话也可以反着听，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在异族征服统治下，文化流质易变，兼容并包，各类杂质混溶不清，异人多有，才使得健朴的日人一入中国就感彷徨无措 ，很难跳出这张曲折有致，随意开合的文化之网。

日人在中国虽屡行杀戮劣迹，占据广大国土，却难以真正从心灵与身体上控制中国。再加上外力的挤压博弈，想重演吾国南明弘光故事真如做南柯一梦，历史不能随意复制如此，真令人浩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