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的双重国际地位观

在日本思想界描绘的这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地位？这是日本明治思想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自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不少人依据社会进化论认为，日本在世界上具有双重国际地位：一方面对于更为先进的欧美列强，日本通过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正在进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摆脱了“被食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亚洲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日本由于自身的文明进步，加上民族的“优等种属”特性，已具备了“食他者”的资格，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保护”亚洲其他民族并向其输出“文明”的国际义务。这种观念经过明治诸思想家、政治家的精心论证，似乎找到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首先，日本不少政治家、思想家认为，经过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日本正在从传统封建社会变成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具备与列强抗衡的实力。所以在国际地位上，应当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但欧美列强往往不承认日本这种正在变化的国际地位。因此，有必要通过努力，改变欧美列强的看法。

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在1883年访问欧洲后，发现欧洲人仍然瞧不起日本人，因而抱怨欧美各国不承认日本已进入文明社会：“我抵欧以来，注意测知欧人对我东洋之友爱情谊深浅如何……苟从事东西二洋之交涉，欧土相连横，企图凌驾于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于人种与宗教之异同。”伊藤认为，欧美列强始终不能将日本视为对等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并非因为日本文明不进步，纯粹是因为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社会不同。为此，他又对比了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认为日本文明程度早已超过“彼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第内哥罗、罗马尼亚”，但欧美各国非但不承认日本进步，反而却与巴尔干各国有“同宗兄弟之情谊”。这是因为“欧洲之所谓文明道德者，悉皆作为耶稣教内之事，并无将之推广于异教人之意。”也就是说，日本当时的文明发展程度早已超过巴尔干诸国而可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这种现实之所以仍然不被欧美列强承认，主要是因为日本不属于基督教国家。伊藤尚未认识到文明程度是一种全方位的评价标准。此时日本的各项改革刚起步，社会经济正在转型，近代化国家体制尚未建立，所以欧美列强仍然将日本视为尚未文明开化的国家而持轻视态度。

福泽谕吉提出，日本维新后，社会文明的发展虽然时间不长，但在许多事物上完全能与西方对峙：“兵制、航海、工业、器械制造等，西洋人能生产，难道我不能生产？唯有不及彼者，并非终究不可企及，仅尚未习惯之。”之所以尚未习惯，是因为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时间很短暂，就像一个努力学习新事物的未成年人，“实行西洋流之事，在制作西洋流之物之练磨中，我日本人之年龄仅如10岁以上、尚不足20岁之少年。”正因为如此，即便文明程度不高，但“行动不老练，固不足咎”。他认为日本尽管与欧美列强尚存一定差距，但正在进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与伊藤的观点不同，福泽谕吉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瞧不起日本，并非因为宗教，而是因日本所处地理位置受文明进展迟缓的中、朝两国连累，从而受到不公正评价。1885年他在后来引起诸多诟病的著名短文《脱亚论》中表示：“如今中国、朝鲜不仅对我日本一点也没有援助，以西洋文明人眼中看来，由于三国之地理相接，有时或将之视为同一……若中国、朝鲜之政府坚持古代之专制，没有可凭借之法律，西洋人便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之国家；若中国、朝鲜之士人沉溺甚深，不知科学之类，西洋之学者便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之国家；若中国人卑屈而恬不知耻，日本人之爽快也为之被掩盖；若朝鲜国对人处刑很残酷，则日本人也亦被推测同样无情……其影响之事实显现，间接造成我外交上之障碍实在不少。可云为我日本之一大不幸。”那么，要改变西方列强的看法，福泽认为只有脱离与中朝的传统关系，日本才能振兴亚洲：“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宁可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其接触中国、朝鲜之法，用不着因为邻国而特别客气。只能正可按照西洋人与之接触之做法来处理。亲近恶友者，不可免除共有之恶名。我们乃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者也。”福泽表面上是主张日本和亚洲的振兴，但这里说得比较隐晦的“按照西洋人与之接触之做法来处理”，实质上就是要日本模仿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方式，对待亚洲相对落后的各民族。所谓“脱亚入欧”就是仿效欧洲列强向亚洲各国扩张的同义语。

不仅如此，福泽甚至还主张日本应凭借实力压制以前曾压制过自己的国家。1882年福泽提出：“在我帝国日本，从事亿万元之贸易，备有千百艘军舰，要将日之丸旌旗飘扬于中国、印度之海面上，出入遥远之西洋诸港，获得大为炫耀国威之势。不仅像彼之英国人那样抵御中国人，现在还要将其英国人当作奴隶压制，束缚其手足，血气之兽心不能自禁也……今日我辈对外国人不平，乃因尚未摆脱彼之压制。我辈之志愿，乃仅在于压制此压制，欲在世界上独自专行压制。”他强调日本已经强大，不仅要摆脱欧美列强控制，还要反过来控制他国，甚至独霸世界。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福泽认为日本应进一步学习和赶超西洋文明诸国，并与之共同充当“食他者”。在1883年发表的《外交论》中他首先指出，所谓“文明”是与传统的“道义”相悖的：“因各种事情，逼迫各国签订条约，又割地，并对其国民无道德或怜悯。讲于理不可举行之类的道理，完全不听。无论有理无理，西洋文明之人，控制其他不文明国家，作为天成之自然。以不文明国之利，利于文明国之人，作为天与之利，不容怀疑。”他认为文明的强国，控制不文明的弱国，掠夺其利益，本身就是天经地义，不存在其他传统“道义”可言。既然如此，福泽主张日本为了摆脱“被食者”地位，而在国际关系上成为“食他者”，必须摈弃历来的传统观念，深入改革自身现状：“我日本国也开国，与西洋诸国交往。仿效其文明，使我国也变成文明。在世界大剧场中竞争，尝试进步之先后。在一决国是之基础上，与文明国交往，亲睦文明之人，读其书，讲其文，行其事，用其器械。从政事、法律、学问、教育之根本，至商工、殖产之业，一切万事，皆不违背西洋文明之宗旨。不可不在亚洲东方，努力始创一新西洋国。”福泽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拉近与欧美的差距，真正做到在国际事务上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实质上，学习西洋成为文明国家只是手段，能够像列强那样成为“食他者”随意掠夺弱小民族才是最终目的。

加藤弘之则从人种优劣的视角，主张日本民族为优等人种，所以日本在国际上应当具有优越地位：“日本人种绝非劣等人种，实为优等人种。不仅绝不会被西洋人所灭，而且充分具备与西洋人对峙之力量。已经与西洋人有30年左右之交往，人口绝无被灭之模样，反而愈益增殖，还产生出了智慧非常不亚于欧洲人之人。绝不会让欧洲人独自横行世界。相信与欧洲人同为上等人种，是共同横行世界，将天地万物皆作为我据有之同伴。”如果是仅仅主张与欧美列强相抗衡，鼓吹这种非合理的人种优越论还情有可原，但加藤进一步强调要与列强“共同横行世界”，反映出其理论与民族扩张的必然联系。因为日本横行世界的空间不可能在欧美，首要目标就是要在亚洲充当霸主。

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1847—1901）于1882年撰文谴责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时指出：“恃己之强盛而轻贱人之微弱，夸己之文物而侮辱他国之鄙野，此恶弊因由来已久，欲一朝除去实为不易者。此尤其成为在外交中产生灾害之原因。欧洲诸国之民，动辄加速对亚洲人民之嫉恶之原因，未必不源于此一事。”针对这种不正当的国际关系，他提出日本“苟树独立之旗在国家，则知违反经济之理，背负道德之义，乃不得已。平时预备大军以自守，恰如站在交战之立场。无他，乃因外交之道尚未得其当，诸国皆胡乱景慕英雄黩武之事，自以为得计之故也”。其言下之意，面临弱肉强食的现实国际格局，日本只能以强化武装力量、随时准备战争的态势，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强化军备的措施，即便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通常理解的所谓道德伦理也在所不惜。中江兆民的主观本意是强化国防军事力量以对抗列强，当然他并未预料到，日本也可以凭借这种力量从事对外扩张。因为武装力量用于国防或对外扩张，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向主张思想开化进步的《自由新闻》也于1884年12月27日刊登文章，强调日本的文明发展足以与欧美各国匹敌。文章指出，日本在近20年间，文明开化取得了史无前例而非同小可的进步。所以那些“徐徐进步，耗费数百年，才获得开化之欧美人，几乎不相信我邦进步开化之确实，以至往往评价为表面开化或模拟开化。如其大众人民看待今日之我国，犹如看待昔日所构成顽陋微弱之我国”。即便日本已经建立起强大的陆军，或者海军已拥有铁甲舰，完全足以保护日本民族的独立，但欧美人一概不相信，“因此，无论我邦说国权损毁，还是论条约修订，彼恬然不顾之，皆曰尚早尚早。要之，不知我邦有如何之开化进步之实，有如何之武力，故如此也”。日本面对这种状况，应当如何应对？文章强调：“现在我邦对外之急务，在于尽可能使彼迅速知道此事。”其言下之意是，应当尽力向欧美列强展示，日本已进入近代文明国家行列，可与列强地位对等。这也代表了日本社会中上层渴望“海外雄飞”的愿望。

其次，在主张日本已可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同时，思想界又根据“弱肉强食”原则强调，日本在亚洲已具备霸主地位和“食他者”资格。正如1883年福泽谕吉所强调的那样，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目标，就是要与欧美列强一样，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食他者”：“今作为我日本人，若要利用近代利器与西洋人并立，相互争文明之先，不仅不被彼等所食，而且要与彼等一起，形成寻找时机食他狩他之势。除非首先改变我古俗旧惯，从政事法律教育之大体制，至社会日常之小事，限于不出现大障碍而改革之。努力仿效西洋之风，用伟大英明决断，导致亚细亚东方出现一纯粹之新西洋国，不足以完全达此目的。”也就是说，改革传统社会中“古旧”因素，仿效西洋先进诸国，建立近代化的社会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成为欧美列强那样的强国，以形成随时可以侵略和掠夺他国的实力和态势。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福泽对此专门分析了日本区别于亚洲他国的特殊性：“日本在东洋诸邦中，乃为一种特殊之国情。其人心活泼而不固陋，见善移之而不固守……从政事法律教育之大体制，工商产业之方法细致，至日常衣食住行之事，逐渐仿效西洋文明之风，遂企划我国开辟以来，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之政治大变革。开人民会议参与政事之端绪，已设立府县会，今后还将扩大其趋向。至圣诏降临，批准将国家大政改为立宪政体，实为非常之国势变动……改革千年之古俗旧惯，乃将日本社会组织成为西洋文明之风气也。”既然日本已经从事了如此多的社会改革，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独步亚洲而无他国能望其项背，那么称霸亚洲已是指日可待。

接着福泽顺理成章地提出，日本应当抓紧当前时机称霸东亚：“若乘此势更进一步，将彼之文明利器实际运用，开辟亚细亚东方之面目。即便处于今日禽兽相食之世界，限于我日本，无事则退守，一旦逢事变之时，食他也不被他食。不仅与西洋诸国比肩并立，假若为了成为东方文明之魁首，诱导近邻各国，有朝一日可共享天赐之幸福。并非仅仅我日本人有自信，即便作为西洋诸国之有识之士，也往往并非没有属望于我者。”福泽在这里十分紧迫强调的“成为东方文明之魁首”，即公然主张日本要成为亚洲之霸主。至于所谓与亚洲各国“共享幸福”，不过是为了掩盖控制其他民族之实质。而其描绘的美妙蓝图，同时还有希望列强承认日本已经提高的国际地位的目的。

福泽还对比邻近的中国，强调了日本充当亚洲盟主保护东亚的责任不容推辞。1881年他在《时事小言》明确指出：“近年来，中国人虽然稍有企图开化文明之状态，但实际上仅为千万人中之一部分，不容易将其力波及全国。要使中国向近代文明转化，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其人心，不可期待大量引用日本先例而速成。若然，则方今东洋列国，作为文明之中心，充当其魁首而同西洋诸国相抗衡者，非日本国民还能有谁呢？应该认识到，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责任也。”福泽这里所谓的实施“保护”，实际上是“控制”的同义语，是打着保护旗号行扩张之实的巧妙借口，不过是日本充当“食他者”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就连一些被认为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也极力主张日本称霸东亚。如自由主义思想家大井宪太郎（1843—1922）在1891年的演说中强调，没有必要与中国、朝鲜这类落后国家商谈东亚的发展策略，“若论亚细亚之政略，终须以日本为主。若不思以我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就不能处置东洋问题”。他强调关键是要保证日本能掌控亚洲霸权。

当时即便是主张亚洲各国联合以抗衡欧美列强的思想家，也提出日本应当或已经成为亚洲霸主的观念。如草间时福1879年11月发表文章,提出东洋合作、与欧美列强相抗衡的主张，他指出：“今我国作为亚细亚诸国开化先进之国，自任又以他人所许，在诸邦中率先担当东洋连横之业。放弃我国又有谁呢？”他强调，如果东亚各国联合，日本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这个联合体之首脑。

又如一贯主张黄种人团结一致联合对抗西欧的樽井藤吉，1893年提出了东亚“合邦”的构想：“今天我们日本人，欲使南洋诸岛脱离白人之束缚。然而，与朝鲜合邦以防备俄国，若不与清国相约以分其劳，非独力所能及。我们日本人固然以亲和作为人生当务之要，岂无扩充其道以惠及各种人之念耶？那些白人，欲殄灭黄种人之劣迹历历在目，征兆可寻。我们黄种人若不欲战胜之，则为白人之饵食也。于是，战胜它之道，仅在于培养同种人团结一致之势力。”这种联合亚洲人对抗欧美列强的构想本无大错，但樽井藤吉认为，日本在亚洲社会发展领先，应当作为“盟主”，引导大东合邦：“我日本位于亚洲之东极。作为先觉者，应该打破友国之迷梦，应将其导入富强开明之域。在这东极，冠以东号者乃义务也。何况亲睦联合在东方人之天赋性格中耶？”他在此虽然只是强调亚洲国家亲睦合作，但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后日本的主流意识——主张以日本为首，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奠定了基调。正如当代学者山室信一指出：“通过关注共同性中存在的差异,在此设定序列,主张日本的优位性、主导性。”

前述《自由新闻》的评论文章也表明日本应当充当亚洲霸主的意愿。文章强调：“今有关韩城事变，在日清间产生了不容易之交涉，由彼我谈判之状况，将直屈诉诸干戈，为了尝试日本刀之锐利，应需要大力出兵。如果有达到此不得已之场合，将我邦之武力显示于世界，不可不言乃为使傲慢之白种人大吃一惊之好时机。”该文主张，为了向欧美列强显示自身武力强大，日本应该向更为弱小的国家进行军事扩张。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思想界，关于日本的这种双重国际地位的理论非常流行。它一方面表现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摆脱欧美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超欧美列强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显现出维新后取得的一系列社会进步，导致日本思想界唯我独尊、力图争当亚洲霸主的观念日益流行。这不可避免地引导日本对外寻求“饵食”，充当“食他者”的民族扩张欲望迅速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