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市场宽松与财政紧缩呈显为十七世纪以降日本幕藩经济的更迭起伏曲线。前者以扩大消费为主导，后者以增收节支为指标。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下，两者均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正当性意义。但是，当二者间的平衡感被其中一方的极致走向打破时，这两大正当性便构成了事实与价值上的悖论。作为这一悖论的典型体现，天保改革试图改变过度经济开放和商业垄断所造成的四民失序、商富国贫和奢靡腐败等一系列做法，原不失幕藩语境下的正当性。然而，当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的政策去不择手段地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等做法步入绝境时，幕藩内部所固有的另一面正当性便开始了可以理解的反弹。由于体制框架的难以突破使两种正当性均无法跳脱此消彼长和相互否定的怪圈，于是能够破解重农抑商矛盾的明治维新的适时登场，以及为这一登场而曲尽艰辛的幕末努力，庶几使上述悖论在体制更迭后的新框架中得到了解决。

关 键 词 ：天保改革/水野忠邦/幕藩体制/俭约令/正当性悖论

标题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史上的‘落差—稳定’结构与区域走向分析”(批准号15ZDB063)结项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人们多熟知明治近代在东亚地区的率先登场和一路高歌，却不太关注日本在发生如此巨变前的无可奈何与走投无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幕府末年的“天保改革”反而成为明治更生的最后一个推手。这场由幕府执导的藩政改革剧目发生在江户后期，其直接导火线为“天保饥馑”下的大盐平八郎造反(1837)。他号召农民杀死“没有心肝的官吏和生活豪奢的富商，这些人都是在穷人饿饭的情况下自己发财的”。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这场藩政改革乃根源于财政窘迫、农业荒怠、诸藩内争、外船逼至以及公武暗斗等动摇幕府统治基础的内忧外患事件，并且“这种惊慌的原因，来自内部的甚于外部”。①幕府为维护体制，从“大御所”(指退任将军)德川家齐死去后的天保十二年(1841)起，在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的主持下，进行了旨在重建幕藩财政经济以恢复幕府权威的重大改革。改革发布了以物价下调为目的的“株仲间”(工商业者行会组织)和“问屋”(批发商)解散令、对大坂町人的“御用金”(御用商人向幕府及诸藩临时缴纳的赋金)课赋令，并次第展开以幕领农村的刷新为中心的“御料所”(诸大名直领地)改革和以确保年贡增收和流通水路为目的的“印旛沼”开拓等行动。天保十四年，水野内阁下达的将江户、大坂周边私领土地编入幕领的“上知令”，因关涉到诸藩大名的切身利益而失效，水野下台，改革失败。

一个如此速兴速灭的改革运动，自然成为当时舆论和嗣后物议的焦点。赞赏者有之，谩骂者有之，谓功过各半者有之，谓三七开分者亦有之，致使改革本身成为德川三百年史上最难以公断的非常政治事件。明治、大正学者虽对改革本身颇多批判，却不乏对改革者的玉碎精神和悲惨结局持有某种赞赏和同情之理解。②而散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关研究，有的结论相对客观，既认为水野忠邦的整肃措施有些过分，也不否认天保改革前的“大御所时代”乃“恶政时代”的不争事实。③有的研究为过度强调日本近代化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大多喜欢对天保改革作负面阐释，仿佛不着力贬抑幕藩政治的腐朽落后，便无法反衬明治维新的正确和卓越。田中彰给出的逻辑显示，就藩政改革派的主观意愿而言，改革本身不过是幕藩领主一贯立场的体现——以幕藩体制的再编成和强化为目标，来维持“本百姓”(指江户时代有田地屋舍、能负担幕府年贡和徭役的编户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其体制的极限一般体现为抑商政策和对农民商品生产活动的褫夺政策。但是，天保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使这类政策变得无法贯彻。那些改革派只要还在如此意义上施行改革，就无法超越其历史局限。升味准之辅认为，天保改革使市场陷入混乱，在市场的进货量反而减少的情况下，幕府采取公定物价等直接干预手段，虽然让物价的上涨渐渐平抑下来，却并未使供需关系得到好转；而“上知令”的推出及其失败，不但让水野忠邦陷于孤立致使改革本身随即夭折，还表明幕府在德川领国内也失去了治理和调整“知行地”的能力。有学者更习惯于从明治维新的角度来回视水野忠邦的政治行为。在三谷博看来，天保改革中的海防策已随着水野忠邦的罢免而彻底被放弃；改革的挫折自然成为萨摩和长州等西南雄藩成功案例的反例，从而不断地用来说明其与维新成败间的相互关系。④然而，如果只对天保改革以道德抑或利害的标尺去衡量，并且事件本身又果真像褒贬者所理解的那样线性而单纯，大概就过低估计了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所内藏的历史暗示。

一、天保改革的出台背景、内容与评价

经济繁荣无疑是任一政府都积极追求的兴盛指标，但繁荣起来的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是否一定会反哺其赖以生长的制度母体，却常常是个未知数。十七世纪以来，确立于农业基础上的德川封建体制，其经济繁荣与否的最明显标志居然不是农业，而是在“士农工商”差等序列中一直被视为农业副产品和补充成分的工商业及其对“四民”序列的翻转程度。原本，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的统治原则是如何使“百姓之财不可有余，亦不可不足”，认为这才是“治事之道”。⑤尽管该说法在后来的演绎中讹变为“所收年贡税额要做到让百姓死不了也活不成”等家康治民逸话，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道出了幕府政治的统治术数。然而，至迟到元禄时期(1688-1704)，都市里新兴的工商业者已普遍活跃起来，并直接带来了被后世称作“元禄文化”的市井华靡和繁荣。其中，有一夜暴富的经营者，更有奢侈度远凌大名之上的商人。由于商业文化从来都具有使其他价值瘫痪的颠覆力量，且此风流行之快“速于置邮而传命”，于是便使一向满足于自给自足之低水平循环的家康式幕藩经济和财政结构无法不发生被动式变化。

在早期幕府的财政来源中，除直辖地的租税收入外，尚有来自矿山的金银收入和垄断贸易所得，总体上日子还算过得去。不久，由于佐渡矿山金银产出量的锐减，加之锁国政策所造成的贸易利额赤字越发明显，特别是重建被“明历大火”烧毁的江户城耗损了大量费用，于是万般无奈之余，幕府只好尝试把手伸向民间，并把这当成了域内敛财的唯一出路。元禄八年(1695)，五代将军纲吉(1646-1709)根据荻原重秀的建议，通过超经济强制的政治权力发布了金银货币改铸令，大量发行劣质金银货币的目的在于将货币差额充作幕府的收入。有学者指出：“这种货币改恶行为，是延至幕府末期的被统治者所频繁利用的财政弥合手段的第一次尝试。这对于德川封建制的解体过程而言，具有历史意义”。⑦该手段的出台，虽然一时缓解了幕府的财政紧张，但货币价格的低下带来了物价的上涨。这不但给普通百姓造成了严重损失，也使下层武士变得更加困窘。其后，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的正德期大佬新井白石(1657-1725)，虽终止了元禄期放任的经济政策，但由他所改铸的优质货币，与市场的流通实态相乖悖，反而招致了经济的停滞和混乱。

事实上，后来幕府通过激进的享保改革和田沼改革所卷入的，就根本而言，仍是围绕“利”而展开的“商富”和“国益”之争；而特别需要关注的，则是享保改革期实施的政策和人们相关反应中所潜藏的意义。

“与民争利”的超经济强制性质，使学理深邃的法律条文的制订和出台变得十分迫切。因应各个阶层的各类“法度”的形成，标志着幕府所谓“依法治国”的基础已初具雏形。这种局面一经形成，就使与之相反的规定很难出台，即便出台也难以实施。武士阶层是幕府统治的政治基础，然而在奢靡风气的诱惑下，享乐和面子把他们引入了负债累累的经济困境。于是，武士与商人间的纠纷和案件诉讼便不断因金钱借贷问题而频频爆发。许多债台高筑的武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开始对债权人抵账、赖账，直至将欠款一笔勾销。武士的无赖行为几乎是全国性的，它给商界带来的损失也是空前的。据享保十三年(1728)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记载，从七八十年前(庆安、承应、明历期)起至二十年前(宝永期)，仅仅向京都商人借款不还而导致对方破产的大名，就遍布尾张、纪伊、加贺、仙台、岛津、细川、浅野、锅岛、黑田、鸟取、毛利、南部、井伊、酒井、奥平、森、户田、立花等十八藩之地，⑧说明幕藩支配阶层与工商界的利益争执不可谓小。为了接受上述教训，债权阶层的大坂商人们开始组织起来，由原来单纯的贷付者变成了各地大名“大坂米藏”的“藏元”(又名“仓元”，负责米市场的出纳管理设施)，进而获取了米交易的主动权。町人的“藏元”最早出现在宽文期，至元禄期已普遍存在。这样，大名融资的特权被逐渐褫夺，主财源藏米的管理权和操作权也已被鸿池、住友等大坂巨商所把持。然而，武士毕竟是幕府存在的根基，它的衰微代表了政治的不稳。由于诉讼案中债务纠葛激增，加之武士赖账现象已相当普遍，于是幕府便在享保四年发布了一条新法令，这就是“相对济令”。法令规定，今后凡关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借贷诉讼，政府部门一概不予受理，而由借贷当事人自己商定解决。由于商人早已形成了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该令出台伊始，就立即招致他们的激烈反对。在舆论一致的反对声中，“相对济令”不得不草草收场，无果而终。⑨由此看来，在法律日趋绵密的当时，“当事人自己商定解决”这种“私”行为，已不再具有公信力，而町人本身也已经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

田沼意次(1719-1788)在继承享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常规，公布了几乎让城乡商人大喜过望的开发令。首先，在市场经济方面，田沼通过政府政策，灵活地安排和掌握地区生产，并将这些生产与都市的发展需要相结合，以此实现流通渠道的圆润畅通。田沼通过工商界自发形成的“株仲间”和“会所”(交易所)，掌握了城乡商人，并试图通过他们的积极活动打通和编织流通网络。其次，在贸易范围上，田沼主张依照工商业所蓄积的财力，积极推进海外贸易，这种几乎危及幕府锁国体制基本国策的大胆方案是从未有过的。最后，在人才的征用方面，田沼不取身份和等级制标准，而是唯才是举，对那些具有优秀才能却未必出身武士的人才进行全新的评价和选拔。⑩后来，田沼改革因故中止，表面原因似乎来自饥馑和骚乱，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自然经济对货币经济的抵抗和立足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幕藩体制的掣肘。代之而起的松平定信(1758-1829)“宽政改革”，自然成为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无法避免的政治反应。

与田沼的开发政策相比，松平采行的手段是维护传统体制和经济紧缩。就经济政策而言，松平一方面通过“旧里归农令”等政策致力于农村的复兴，另一方面颁布“弃捐令”(幕府为救助旗本和御家人的生活困难而出台的借款销账令)，对日趋穷困的将军家臣团实行紧急救援。该令规定，要减轻旗本(一万石以下可直接谒见将军的武士)、御家人(旗本以外侍奉将军的幕臣)从“札差”(行高利贷之中介商人)借得的多额欠款的返还义务。这一暂时的救济措施却给札差带来了总额达百万两以上的损失。结果，武家金融业因此而停顿，事态反而不可收拾。为此，幕府在贷付给札差二万两的同时，又不得不出资万两新设贷金会所，以为札差的金融机关。而为了将军家臣团的生计，还不得不通过“贷官所”，用大量的幕府公款借贷给旗本等地位高贵者。(11)然而，借贷给旗本们的资金是不可能返还的，最终只能转嫁到旗本辖地的农民和商人身上。这种由政府一方通过输血的方式来维持将军家臣团生计的做法，虽可奏效一时，但代价是惨重的，因为它逆向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疯长，也导致农业经济长期不振甚至停滞。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松平颁布的“旧里归农令”。该令规定：为了确保农村的劳动力，农民不得到别国(藩国)尤其是江户打工赚钱。施政的结果，幕府的年贡收入由宽政初年的130万石台，增长到末年的150万石台。表面看上去，农村好像一时间得到了安定。但农村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却带来了土地买卖现象的蔓延和失控。

作为应对饥馑之措施，土地买卖自宽永二十年(1643)起一直被禁止。禁令虽然在日后继续实行，但触禁而受罚者却凤毛麟角，更多的是人们用土地作为偿债时的抵押物而行事实上的买卖，这已无异于对禁令的废止。荻生徂徕认为：“百姓田地纷纷出金购置者，合商卖之理也。夫不可卖云者，甚牵强也。牵强之法一俟得立，则或以让渡为名，或以为借金之抵押，种种伪饰，率由此起。奉行长官虽知其中诈伪，却以未坏法令名目而默许之。其终也无异于教民作伪也审矣。”(12)就是说，在货币经济的笼罩下，没有更多剩余产品可供交易的农民，为获取必要的生活资金，只能出卖其唯一所有的土地。惟此，屡遭禁忌的结果，只能迫使人们在改换名目上做文章。禁令在事实上本来已成空壳，但要一味存在下去，势必使农民蒙受更大损失。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享保六年四月幕府禁止买卖令的再度强化而有所收敛，相反却激起了农民规模不小的暴动。享保八年八月，该禁令由幕府正式撤回。这等于官方已容忍了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的事实。(13)

农业伦理是支撑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江户政治的道德基础。正惟如此，松平在推行“旧里归农令”的同时，开始努力强化传统伦理规范。宽政(1789-1801)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松平定信对大学头林信敬发布如下旨意：朱子学乃庆长以来代代“信用”之“正学”，其“学风维持”乃林家世代之使命。然近世多有倡“种种新奇之说”以破“风俗”者，其门人之内亦多有“非学术纯正之物”，甚者有图谋“圣堂取缔”之狂徒。宜责令柴野彦助(栗山)和冈田清助(寒泉)，与门人共商讨，“相禁异学”，以树“正学讲究”之人才为用心——这便是所谓“宽政异学之禁”的“示谕”要点。就是说，在“圣堂”等儒教学问场地，要禁绝朱子学以外的所有讲义。荻生徂徕的学术及弟子太宰春台的理论，亦被作为禁绝对象而横遭排斥。(14)而且，享保改革和田沼改革时被徂徕再传弟子海保青陵猛烈批判过的儒教道德，(15)亦在松平定信的导向下被广泛复辟。在笃信朱子学精神主义的松平定信看来，不要说风俗的颓废，就连武士的贫乏和商人的富有，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道德出了问题。所以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明确和加强儒家的政治伦理，武士、农民和商人间立场的相违和紧张关系的消除是可能的。他之所以命全国的奉行和代官在“町”和“村”中选拔和表彰有“孝行”和“忠义”之行者，也都基于上述判断。在记载善行的《孝行录》中，可以看到年少者如何稼穑劳作、惨淡经营，子孙们如何伺候年迈多病的父母，以及“奉公人”如何为毫无血缘关系的主人拼命工作和竭尽忠诚等事例。(16)然而，对所谓“根本”的儒家伦理的提倡，“反向证明了当时的都市和农村几乎整个陷入没落和解体的危机之中”。(17)

当松平定信辞掉“老中”一职后，幕府权力转移到推行经济宽松政策的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手中。在家齐成为“大御所”后直到死前，这种局面依然如故。经“文化”(1804-1818)、“文政”(1818-1830)近五十年的经营，幕府出现了所谓“家齐治世”。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政治开放、享乐和营利风潮的进一步升级。在这样宽松的氛围中，商人的活动日趋活跃，“株仲间”及其职能部门“问屋”亦迅速普及。同时，迎来了以大多数市民为对象的庶民文化和町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以“化政时代”为核心的江户后期文化，衬托着江户的繁荣和兴盛，充满诱惑的都市生活弥漫着都市人的激情与活力，史学界因之称其为“化政文化”。然而，这种气象的出现相当程度上乃源于对松平改革下的精神束缚以及扭曲人性的反自然主义的背反。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被反复多次地笼罩在人为的安排和秩序中而变得了无生气，于是，人，尤其是町人包括部分文化人阶层被压抑的本能和真性情，在发散着讽刺意味的文艺作品和爱欲强烈的世俗生活中，得到了逆反式的宣泄。不过，这种繁荣的景象与铸币业的混乱和债务者旗本、御家人等武士阶层的赤贫相并存。它直接导致了身份制度的崩溃，也使幕藩体制开始露出下世的光景。当天保大饥馑引起了“大盐平八郎之乱”时，当鸦片战争中清朝的败北和西洋有军事支持的商船不断前来“叩关”时，幕府倏忽间意识到了自身所面临的危笃。家齐刚刚死去(天保十二年)，幕府大政就落入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1793-1853)和“老中”水野忠邦的手里，以财政经济的重建和恢复幕府权威为目的的紧缩式改革，就这样再度拉开了帷幕。

水野忠邦发出“俭约令”及相关处罚条例，用以禁止生活奢侈、消费失度和穿戴华丽者。有统计显示，“幕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贬值，早已对拿固定薪水的人的经济地位，造成损害。1819年到1837年有过19次贬值，其总数是巨大的，其利润足占幕府年支出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严重的。武士的生活已经困难，这时又加上物价飞涨，大多数武士都是低薪，他们不得不‘自动’减薪以缓解领地的财政困难”。(18)它对应了这样的生活实况：“近年，衣食住诸事，奢侈过度，亟当质素节俭。其所建新居规模、宅邸格局、破损修复等，均当如此。与身份不匹之华美暨面积阔绰之家屋，实属无用，修复自不待言，纵新建房舍，亦当铭记合乎身份否”，“町中勿论，诸国所在街区亦各有规制。然自去岁(天保十三年)以来，虽屡申法令，犹有弛怠难禁者……甚者有外表质素、而内里豪华之居，可谓奢侈、僭上之至也。兹以今岁六月为限，凡先代所建舍邸，须从速改造。至若别墅及面积阔绰不合身份者，当去其奢华，损其有余，否则尽行拆毁”。(19)实际上，“俭约令”所禁者远不止以上奢华事项。在文艺界，除神道讲释、心学、军事讲谈、昔噺(昔话，指说书等传统曲艺)这“四业”外，其余一律取缔；(20)在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域，除儒书、佛书、神书、医书、歌书、忠孝、贞节及儿女劝善者外，蛮书(除历书、医书、天文学的兰学著述外)、异教、妄说等，亦一律取缔；(21)而在风俗领域，其所行法规似尤其严厉。除“好色本”和“人情本”遭到禁止外，(22)对所谓“有碍风俗”的净琉璃、三味线、女师匠、发结床(美发店)、歌舞伎、游女、女艺者、草纸春画等，(23)也一律实行严厉打击和取缔。至于更细微处，俭约令还规定歌舞伎演员走在大街上必须以编笠遮面，(24)禁止出售高价茶点和高价菜肴，(25)甚至连参加葬礼法事的人数也做出了严格规定——至多4-5人。(26)在决定幕政基础的经济领域，为了抑制商卖活动、安定农业生产和应付饥馑，与松平定信一样，水野忠邦发布了“廻国”、“劝农”、“归农”、“归乡”等人员遣返令，严禁农民外出谋生，对流入江户打工的贫民(出稼者)采取强制返乡措施。(27)水野忠邦将物价上涨归因于“株仲间”对商品流通的独占遂使自由竞争无法进行，因此他下令解散这一组织，继而认可那些程度未及“株仲间”的商人和农村成长起来的在乡商人与新兴商人的自由贸易活动。在此基础上，幕府又强行下调各种商品的价格，(28)使当时盛行的能够促进商贸发展的西南雄藩“藩营专卖制”遭到禁止。与此同时，幕府开始向“三都”——京都、江户、大坂的商人苛取高额的“御用金”。

水野忠邦的改革措施无疑带来了许多事与愿违的后果。然而，关于天保改革的当否问题，一直言人人殊，向无定谳。起初曾嫌恶水野忠邦而后为水野人格所动且投身于改革激流的羽仓简堂(外记)，在送给水野的祭文中这样写道：“公精忠纯一，敢为不顾。痛禁奢靡，大开言路。士盈于朝，货溢于库。殴诛邦蟊，刷清内蠹。宪纲一振，臣庶皆度。凡其作为，君子攸慕，小人攸恶。”(29)胜海舟亦谓：“(水野越前守阁老)虽欲承享保宽政之遗志，然以奢侈游堕之俗太久，人人复各怀私意，怨其不便，视改革如王安石之新法而众口铄金，终至逼其下野。又闻，人怨阁老者，实因大城十里四方上地(即上知)之事也。众人纷纷，岂能解其真意?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者是也。(阁老)当时之所为，颇过苛酷，其猛烈如迅雷不及掩耳者，总期一扫数十年宽宥苟且之积弊也。惜乎未克久位，竟至半途而废，殊可叹也!”(3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始终追随水野且被舆论恶评为“水野三羽鸟”之一的后藤三右卫门，竟通过对另一只“恶鸟”鸟居忠耀的内部告发，倾吐了他对水野改革的否定意见：鸟居为求媚于越公，“自御府内(江户)之青楼、戏场始，并茶屋、船宿、割烹业、男女发屋、俳优、妓女、轿夫、木匠诸工种及御府外之各类生计者，俱施以苛酷之政令并次第摧毁之，致使其难以糊口”，“至于町人河岸附近之家居，一并取缔，地租、房费等诸般物价，皆任意下调，致令奔竞于生计之人民，频生恼恨。不宁唯是，问屋(批发)、株式(股份)诸行业亦纷纷溃散，商贾之用屡遭侵害。尤复频用间谍，些许小过即搜查刑罚，生产者被迫失业，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者，其数难计”，其“同僚者勿论，至于宰相阁老之身份者，亦难免于贬黜”。他甚至不乏诅咒色彩地预言：“出乎尔者，返乎尔者也。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福祸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又，利人者天必福之，贼人者天必祸之；又，天道好还之戒语，皆所谓阴德必有阳报之理也”，且“越之范蠡，汉之张良，其疏忽，尚有走兽尽、良狗烹之教训，况其亦为大夫韩信之所忧耶!所谓盛者必衰之理难遁因果之流转也亦速也”。(31)对此，日本评论家兼历史学者德富苏峰(德富猪一郎)曾给出以下总结：“天保改革，是政治家的努力与社会趋势的交互争斗。其结果，以政治家的失败而告终。关于失败的理由，说法虽杂陈不一，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改革之核心人物水野忠邦没有发挥好政治设施的优长；而没能发挥出该优长的更重要原因，则在于其用人有误。可是，假设水野是宽政改革的成功者松平定信，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吗?这恐怕是一个永远都难以求得正解的问题”，(32)表明德富苏峰似乎并未超出当事人的相关评议。如果说改革期间或改革失败之初人们对水野其人其事有如此认识，或可差强人意，经历过明治维新的剧烈社会变革和大正休整期的日本，依然弥漫着如此观点和相关假设，则于古于今，似乎均显得匪夷所思。

二、复杂的改革事态及其正当性悖论

从元禄的宽松到正德的紧缩，从享保的宽松到宽政的再度紧缩，从化政的宽松到天保的重复紧缩，两条明显对立的主线一直起伏贯穿于幕府中后期政策变化之始终，即：

在这组两两相对的改革链条中，每一个宽松阶段都要承续前几个阶段的宽松政策，而每一次紧缩又少有例外地不对俭约政治呼朋引类。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在有的阶段，宽松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个阶段，紧缩是正确的。由于每个不同阶段政策的实施，几乎都建立于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基础上，因此，通过每期拨乱反正的过程，人们还可以推导出如下认识，即：如果说宽松是正确的，那么紧缩便是错误的；如果紧缩是正确的，那么宽松就有了深刻反思的必要。问题是，无论宽松还是紧缩，都是同一政治体制内部的政策调整行为，因此，每个时期出台的不同政策，既能集中反映出该阶段的正当性诉求，也会物极必反地累积起对其正当性的否定因素。而且如实而言，天保改革之所以会以上述局面激烈登场也草草收场，还因为水野忠邦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局，其中有空间性的也有时间性的，有一国域内的也有万邦国际的。这意味着，在讨论天保改革之前，水野面临的幕府困局及幕政语境下改革具有的正当性问题，须引起研究者的特殊关注。所谓“没有发挥好政治设施的优长”和“用人有误”等似是而非的看法，显然不足以解释天保改革中政治家的清正理想、政治智慧、倾心投入和无人以失败为乐事等常识性问题。

如前所述，当时仍是东亚第一强国的清朝尚无法抵御的西方列强，日本亦自然难以招架。(33)林子平(1738-1793)对沙俄的警觉、(34)德川齐昭(1800-1860)对海外情报的全面收集与防范，(35)意味着“异国船”以各种名义的频频来扰，早已给幕府带去了恐慌，而于今为烈。(36)“攘夷”迫在眉睫，要求开府以来一直代表日本行使外交权力的德川幕府，只有凝聚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在此基础上强基固本，才庶几可以在迟早到来的列强威逼下求得独立和生存。然而，当执政者反观日本自身时，则情况不但不容乐观，甚至还危笃不堪。先是，“四民”序位的本末颠倒，使幕府赖以确立的“旗本”和“百姓”(农民)等身份制基础已发生根本性动摇。在工商界唯利是图价值和奢靡豪华风气的引诱下，士农或离开土地，或耽于享乐，城里纸醉金迷和歌舞升平的背后，是农事废弃、大名文弱以及随之而来的幕府根基垮塌。与此相关，随着幕政的整体不振，质疑德川政权还有没有能力在新的世界大势面前继续担当国家大任的舆论开始由微而显，而请出蛰居久矣的皇室来挽救颓势的所谓“尊王”鼓动亦逐渐由想法变成行动。有过天皇身边工作体验的水野忠邦，之所以与德川齐昭既合作又戒备，西南强藩不断示人以“自立”的举动让水野如坐针毡，已为人们动态地诠释了幕府面临的不妙实况。

这意味着，水野的改革纲领也只能措置于如何有效地挽救几成朽木的旗本、几乎废弃的农业和几近解体的幕政等内部事项上来。就是说，幕藩政治的空前危机无疑为天保语境下的改革赋予了可以理解的正当性。水野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荼毒了世道人心的痼疾，是几番宽松政策所带来的足以败坏世风的享乐、奢靡和颓废，以及为这一系列堕落行为提供行业支持和物质条件的商业市场。这一由市场所导致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等事实，进一步为水野“俭约令”及系列取缔政策的出台赋予了道德上的正义性，为他所采取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霹雳手段提供了儒家理念上的价值支撑。它暗示，水野若想顺利地推行其幕府振兴策，他本人还需要以一个具有“公忠”人格的道德者的面貌出现才行。(37)

水野的猛药投注方式是立体性和全方位的。然而，他被任命为“改革掛”(改革主持者)，无疑与德川家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密不可分。实际上，家庆对于其父德川家齐晚年一任世道奢靡和自我放纵的生活状态早已心生不满，他本人虽已在天保七年承继将军大位，但苦于父亲的“大御所”地位和实际影响力，也只好忍看世风日下而不敢作为。与此同时，已是“本丸老中”的水野忠邦，于天保八年被家庆拔擢为“御胜手掛”(类财政大臣)，并在天保十年被加赠了一万石俸禄。这两位在内忧外患压力下迅速走到一起的君臣，尽管当时尚无力量主导实际政治，但关于如何改变现状的思考和准备却早已了然于胸。这样才能理解，何以天保十二年闰正月三十日“大御所”刚刚死去，天保改革便马上出台了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一揽子整改方案。人们看到，为整顿吏治以恢复纯良的政风，水野竟毫不迟疑地先把家齐时代(亦称“化政时代”)放任纵容的贪腐大佬们一个个拉将出来，并钉在耻辱柱上。臭名昭著的“三权臣”即林肥后守、水野美浓守和美浓部筑前守，是家齐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恶棍式人物。其中，水野美浓守还是前将军家齐宠妃的侄子。作为旗本中的最高级官员，此人不惟不思进取，反而凭裙带关系长期奢靡无度，作威作福，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正惟如此，水野的果断处置不但赢得了世人的一片叫好声，人们似乎还从中嗅出了某种失落久矣的清廉气息。(38)不宁唯是，一直怙恃前将军恩宠而贪腐至极的中野石翁及将军后宫(大奥)中长期桀犬吠尧的“女中”(女佣)们，也一并遭到处罚，令人心为之一振。石翁原为中野播磨守，该名是他出家隐居时的法号。史载，此人曾是大御所经常咨询和依赖的人物，他的府邸也是权贵大佬们日夜厮守和麇集的场所。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其家业之大、敛财之手段，自然无人能敌，亦几乎无人尽知。据载，举凡浅草、本所、深川筋、龟井户、押上、麻布、目黑、大塚、巢鸭、日暮里、谷中、根津、吉原等江户之地，几乎都有他的美宅别馆。至于红粉翠黛、楚姬赵妾，则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虽野外山林亦不异于驿路都会。而且有些精致的奢靡细节，还几乎让人无法相信。作为“美食家”，石翁在餐饮上的讲究，总能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至于其他生活用品，亦复如此。如此种种，已被周围人惊呼为巨奢。有人感叹说，即便是因奢靡而招致过镰仓灭门之祸的北条高时及其“九献九种”，都会在这些品目面前望洋兴叹，频发小巫大巫之慨!然而最可恶者，乃在于中野石翁竟敢以出家隐居为名，仍行花天酒地之实。所幸天道公明，天保十二年辛丑四月十六日，水野忠邦下令一举灭却了如此贼臣和奸徒，并没收其赃物，上起元老下逮小役，被遣散或转岗退役者多达几千人。百姓感慨道：多亏有了水野，否则若听任这帮“混蛋”(原文为“马鹿”)横行下去，则“改革世变”真不知从何谈起。(39)

在疾视和手刃那些大贪巨腐的同时，水野对农民给予了不小的同情甚至关爱。他和他的同僚见农民背井离乡，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榨取和盘剥，既哀其“不幸”，也怨其“愚昧”。(40)他们了解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收入微薄、水灾旱魃、借贷负债)，青壮年进城打工也导致了留守老弱无力耕稼、万顷良田废为“荒地”、农家结构面临解体、幕府经济难乎为继的恶果。为此，水野在积极劝农归里、努力耕作的同时，也出台了许多“宽大仁慈”的扶贫政策，诸如将原来要求借贷农民必须在第十一个年头纳赋还贷(粮食费、种子费、农具费)的规定推迟到第二十五个年头等。(41)

然而，以往的“教训”显示，对士与农的整顿和恢复情况如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能否对那些把士农引入“歧途”的娱乐界和风俗业实施严厉打击。这就直接导致了一条条市井风俗取缔令和一组组有碍风化职业者的次第消失。改革者很清楚，下级武士和各级官吏品行堕落的重要原因是享乐引诱和欲望耽溺使然。那些“奉公人”及其他公务人员猥相成趣、狎妓成风且屡禁不止，风俗窝点吉原、冈场所、游女屋、料理茶屋、水茶屋之类的游乐设施及酌取女、茶汲女、隐卖女等人员倘不被解决和消灭，大概所有的道德提倡都是徒劳的。天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发布的取缔令，针对的就是这一问题。(42)与此同时，憨实的农民因不断在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中、奥州路、甲州路这“五海道”驿站与歇脚处接受风俗服务并陶醉于狂言、相扑、净琉璃、歌舞妓的结果，竟使农事废而浮浪生，正路绝而古风息，水野所担心的农家离散、不复稼穑的情景，俨然已成现实。天保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天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以及天保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公布的“取缔令”和“御触书”，也显然是针对这一类情况而发的。(43)

当如此取缔措施仍然收效有限，并且水野一班人认为真正吸吮士农膏血、败坏社会风气和解构幕藩经济的最大背后推手其实是富甲天下的垄断商人时，其对商界整肃的力度便无法不超出想象。事实上，在发生近代化变革以前，这是近世日本政要汲取历代紧缩政策执行不严的教训而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整饬运动。这意味着，水野的手段只能体现为对以往紧缩政策的总动员而别无选择。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进入德川中期以来，日本社会经济生活的真正操盘者是商界。对他们来说，风俗营业不过只是其利润攫取方式之一而已，而能够支撑其市井产业的最根本经济来源，则是官商勾结下的偷税漏税和市场独揽下的利益垄断。由于商贸经济的长期发展已经使许多武士退化为寄生阶层，而他们的城市生活又对工商界的财富构成了十足的依赖，因此，随着工商业者所开拓的商品流通渠道不断扩张，德川幕府开始不得不承认町人们长期以来编织而成的商贸网络机构，即幕府和诸藩所允准的工商业者同业组织——“株仲间”。正是通过这种类似于“行会”的组织机构，幕府和诸藩可以从中获得从业者不敢不缴纳的“冥加金”这一与后世“政治献金”相逼肖的利益份额，并逐渐演化为固定上缴的所得税。当然，这同时也就等于官方默许了经营者对市场的垄断权或曰独占权。当时，作为“株仲间”之职能体现的“问屋”——批发商组织，江户已有十组，而大坂则多达二十四组。然而，行业垄断所造成的物价飞涨不但使士、农和幕藩几乎难以支撑，“株仲间”及其代表“菱垣”、“樽”等“廻船问屋”竟然还迟纳或者不能足额缴纳“冥加金”，这促使水野痛下决心，于天保十二年十二月一举解散了包括“菱垣”和“樽”在内的江户“元十组问屋”及其他中介组织，当然，也只好于翌年二月部分“御免”了“株仲间”的“冥加金”。水野敢如此出手，是因为在他看来，取缔全部“问屋”、各种“组合”和大小“株札”，不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还可以通过对垄断势力的摧毁，取消中间盘剥层，把商业贸易的自主权重新交还给民间，让那些“微商”从此可在供求两端之间从事直通式贸易。(44)

然而殊不知，这一过大的举动也同时断送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虽有不轨却还算井然的商贸秩序。它不但给曾经的营业者造成了极大困扰，使幕藩失去了“冥加金”的贴补，也使个体商贩因失去组织而变得茫然若失，无所适从。至于武士的处境，似乎更加悲惨。他们向工商业人士借钱挥霍进而堕为债务人的窘况，曾逼使幕府出台有失武家体面的“弃捐令”。1789年，老中松平定信通过宽政改革法令，规定五年前“旗本”和“御家人”从“札差”那里所借债务不再偿还，而五年来所欠也只能减息还付。1843年，水野忠邦再度出此法令，札差所出的贷款从此受到严厉限制，无此贷款或贷款减额使不会生产而只会消费的武士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水野在开拓“印旛沼”以确保水路流通和年贡额度的同时，竟出台了一个旨在扩大税源的更大胆的法令——“上知令”，把敛财对象对准诸藩大名等自家人。天保十四年七月、八月和闰九月，水野次第宣布将江户、大坂城周边约10里方圆(一说周围5里方圆)的“飞地”划为江户幕府直辖领地，并将替换之封土转至别处。因与土地统合有关，故该法令也被称作“上地令”。(45)这里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江户“十组问屋”被解散和“冥加金”大量减免后幕府直辖领地“御料所”已无力承受幕政开支等重大难题。而且按照水野的说法，“御料所”这些“公领地”历来瘠地多而肥地少，诸大名的“私领地”却瘠地少而肥地多。按照幕府的规定，百石领地即须缴租三十五石。然而，长期以来被私领扩张吞噬的那些原本与私领区域不相毗邻、散在他处且面积可观的所谓“飞地”，并没有被纳入租税上缴的对象中来。不仅江户、大坂的私领周边，即便各大名、旗本私领的周边，亦大量存在着免税飞地。然而，水野此举必将广泛伤及幕藩体制内部的豪门权贵，并招致他们的反弹，如阳奉阴违的土井利位等不一。(46)

天保改革无疑以失败而告终。首先，为解救旗本等人的窘困生活而再度出台的“弃捐令”，使经济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严厉而远离人情的生活、风俗管制，使世人的不满情绪亦日益高涨。其次，幕府为控制商品流通而出台的“株仲间解散令”，反而使商品流通日趋恶化，1851年又不得不恢复之。最后，由于触动了大名和旗本的私人利益，“上知令”招致激烈反对。事情走到这一步，已不啻宣告改革本身和水野的政治生命将同时完结。如此局面，一般被视为封建制行至末路的重要标志。(47)

可是，当我们梳理了天保改革的整个过程和前因后果后发现，上述评价其实多半是倒着看出来的结论。由于评价者拿后来的标准逆向审视这段历史，于是，评价者的不在场，就决定了同样不在现场者在接受上述评价时批判能力的缺位甚至丧失。或许，通过“正当性悖论”的维度重新认识这场改革内藏的自我缠斗机制，庶几可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正当性悖论存在于幕藩体制本身。对以农业立国的日本而言，士农工商“四民”在封建体制内部的排序，是符合各阶层在国家事务当中的社会分工或曰本末属性的，所谓“农以固其本，士以强其基，工以足其用，商以融其资”是也。这意味着，“四民”体制之所以得到长期维持，只是因为士农工商在幕藩社会中均不可或缺，所以，关键不在于“四民”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如何才能保证“四民”之间的次序不悖、比例稳定和彼此平衡。泷本诚一在解读《本佐录》时称，后世学者把“百姓之财不可有余，亦不可不足”这一德川创业以来的政策误读为诛求是认，而且该见解还讹变为让后世至为恐惧说法的学术渊源。(48)然而，就事实本身而言，这应该是德川家康说出的一句符合体制要求的大实话。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当事情的发展有违这一要求时幕府便不得不反复进行所谓紧缩式改革，也才能理解工商阶层何以不可避免地要被动重复其盛衰曲线。正是在“均平”的经济价值论和“平衡”的政治学原理之博弈中，任何有违这一制度原则的贫富不均和导致如此局面的骄奢贪腐与享乐糜烂现象，首先就不为大众所认可。这也有助于理解，何以当水野拿巨贪大贾开刀时，会赢得大多数人的普遍赞誉甚至歌功颂德。换言之，天保改革所以能迅速出台和所向披靡的正当性，亦刚好措置于幕藩经济社会的结构需求，其中有经济的也有心理的。然而，虽说“重农抑商”是全部农业社会的共有特点，但工商业在繁荣社会经济和提高生活质量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却是士、农阶层力不能及的。工商业界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有利于商贸发展和民生繁荣的行业组织和一整套规程，事实上也便利了大众的生产生活和致富意愿。这就给“抑商”政策的“正当性”带来了一个难以回避的悖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渗透，幕藩体制中士和农的成分早已不再单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并不违背人情的固有天性，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早已对工商界构成了十足的依赖，当介乎士农与工商之间的新阶层逐渐扩大并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中间力量时，政府对工商业简单粗暴且不乏超经济强制色彩的过度打压行为，不仅会引起工商业者的反弹，同时也引发占人员成分相当比例的中间层的反对。即便水野想通过解散“株仲间”和“问屋”等手段给“小农”和“微商”提供直买直卖的条件，可这种几乎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的原始买卖，他们反而不会做了。本来旨在维护幕府根本利益的“上知令”，却并没有唤起习惯于利益角逐的诸藩大名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类的命运连带感和同心同德。这样才能解释，“株仲间解散令”为什么在十年后得以恢复，而“上知令”的出台何以会构成水野下台的直接触媒。

然而，这种一统即死、一放就乱的政策效果，从根本上讲，已反映出幕藩的僵硬不知变通和吸纳吞吐能力的有限甚至极限等体制弊端。原本，商贸市场带来的经济繁荣并不是坏事，可是，当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只能依靠满足人们原欲的糜烂行当来维持生计时，特别当这些不仅吞噬了农家有限资金并且足以腐蚀官民灵魂的行当又不为儒家伦理道德所允许时，那些酌取女、茶汲女、隐卖女、歌舞妓之各色人等，便随时被视为社会上的多余存在而横遭取缔，并瞬间变成无业游民和隐蔽的腐蚀力量。当“无商不奸”和“为富不仁”的儒家经济原理给支配层带去对奢靡现象必须从根本上铲除等相应暗示时，那些曾经为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过活力的工商业阶层也就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这意味着，如果保护士农的紧缩政策和鼓励商贸的宽松政策在幕藩体制下同时具有其正当性，那么，一到某个节点就要重演一出这两种政策的对决闹剧，只能证明以上正当性悖论存在并发生于幕藩体制的内在装置中。除非出现一个更具有吞吐力和包容力的新的社会安顿结构，否则改革者便无法在固化的框架内去做出框架本身所不允许的令全社会满意的政绩。从这个意义上说，水野忠邦的正当性是制度本身所带来的，而他的非正当性也来源于该制度本身。

在天保改革的过程中，水野其实曾面对一个或许会打破幕政恶循环的可能出口，但囿于体制，这种可能性最终也只能被水野处理成第二个正当性悖论——对闭关政策的继续坚守。1633年以来德川幕府对外施行的“锁国令”，是日本政要根据明末“海禁”政策而采取的对应举措，也是幕府的政治封闭意识、外贸垄断意志和人身依附需求的综合体现。尽管如此，长崎、对马、松前、萨摩等地仍保留了几个对外交流的据点，发挥了幕府允许范围内的互通有无功能。(49)在基本保障国内生产生活之一般需求的意义上，幕藩体制下的政策法规似未尝失去能继续维持其有效性的正当性前提，四民的分工尚属有序，学者们也仍然可以运用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当下发生的问题，并给出安顿人心的理由和根据。然而，作为长崎口岸贸易对象的中国与荷兰，固与日本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交流关系，但交流所引发的贸易和思想摩擦与制度摩擦亦所在多有。为安全起见，中、荷商人即便上岸，要么被限定在“唐人屋敷”(中国人聚居点)中以便其看管，要么被集中在“オランダ坂”(荷兰坡)和“出島”(为荷兰人特造的人工岛)上受到监视。幕府的做法显然既想掌握贸易主动权，(50)也要严防可动摇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外来观念，通过某些强硬措施来保障其所谓“国家安全”。(51)由于这并不能彻底禁绝外力的渗透，因此，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南蛮)等天主教势力取而代之的荷兰，虽然在公开场合避忌“切支丹”在日本引发的“南蛮”教训，但在对日贸易的同时，(52)也往往以所谓“兰学”之学术交流而隐蔽地裹进了各类西方价值，其实物即便在“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中亦不乏所见。(53)这意味着，天保改革中所发生的事件更多体现的是江户政要的担心和焦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长期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裹挟着商贸、思想、政治、军事等混合成分的外来势力，将会给日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然而，这却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文政年间(1818-1830)，俄罗斯、英吉利、美利坚诸国的商船纷至沓来。不满足于锁国状态下与世隔绝的许多日本人偷偷与外商做起了“密贸易”(不法商贸)，西方各类先进文化的涌入也引发了日本知识界强烈的对外憧憬。在这种情况下，由“渗透”与“外通”两股力量所导致的“内外勾连”局面，竟一度促成了文政七年(1824)“高桥意见书”的出台——广置炮台以御异国船舶。原本，高桥作左卫门是当时幕府中拥有较丰富兰学和域外知识的幕僚之一。他对日本周围环境和世界大势亦不乏清醒认识，即：(1)当下有俄国、英国和美国这三股外来势力正朝日本压来；(2)所谓外国势力，并不单指外国的渔船和商船，更有外国本身；(3)日本内地之人心已不安于锁国旧态，与外商做“密贸易”者已层出不穷，其终也难以防范；(4)职是之故，除开国外已别无良策。(54)有如此见识却主张武力御外，高桥的做法已典型地诠释了幕府意志与天下大势之间的时代错位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难堪。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见书”虽大得幕府芳心，且催生了文政八年二月的“异国船打拂令”(外船驱逐令)，(55)但高桥的外在建议与内心倾向所导致的人格分裂，最终只能给他带来可以逆料的灾难——因卷入向德国医学家希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提供日本及周边区域的舆地图籍案件而囚死狱中。

经此事件后，幕府对洋人的防范日趋严格，对与洋人接触或思想上倾向于西洋者，亦警觉尤甚。后来的天保政策还进一步显示，以往尚属单纯的经贸问题，开始被意识形态化；而意识形态控制也开始朝政治惩治方向急转直下。天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国商船“莫理逊号”来到离江户湾约三十海里的浦贺港。同船来航者还有日后为海军提督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担任翻译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考虑到日本民众的感情因素，船上并未配备任何武器，却带来了浑天仪、望远镜、晴雨计、美国货币、学术出版物、历史书籍以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肖像等。船上的医生还携带不少药品和完整的医疗器械，称可以免费为日本患者提供治疗云云。然而，同船赍来的其他大宗商品表明，掩藏于送还日本漂流民之名目背后的，却是如何既能躲开与长崎荷兰商人的贸易摩擦，又能在江户谋求一新的通商口岸等真实目的。但是，等待“莫理逊”号的却是围堵炮击和无端驱逐。(56)“莫理逊”号撤走后，荷兰商馆曾将拟好的“风闻书”通过长崎奉行转呈幕府。但此时已进入天保九年，且记录者还误将美国商船讹作英船。后来，“风闻书”所记内容被走漏，再加上转述者复将“莫理逊”船名误解作与清朝和英国均过从甚密且不甚好惹的实力派人物“莫理逊”，这才有兰学者和洋学者高野长英与渡边华山等撰文著书，开始猛烈抨击幕府的“外船打拂令”。他们认为，幕府的驱赶行为不惟“不义”，且与国际商贸通则大相悖谬，故强烈要求幕府立即取缔颟顸无知的强硬外交政策。由于时任“胜手挂”的水野越前守(忠邦)是上述“打拂令”的积极捍卫者，水野内阁于是认定高野长英的《梦物语》和渡边华山的《鴃舌小说》与《慎机论》等，俱属妖言惑众，谤议幕政，遂将长英下狱，折磨致死；华山虽一时逃逸，但也于天保十二年被捕后自尽。(57)

无论是“莫理逊”号商船还是莫理逊其人，这一对外驱逐事件在兰学、洋学者和当时的知识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连尊奉朱子学的林家门人亦忍无可忍。著名儒者松崎慊堂(1771-1844)即坚决反对“弭谤”，为华山鸣冤叫屈。(58)后来，水野内阁对外来洋船虽渐取缓和之策，于天保十三年七月废止“异国船打拂令”，(59)但直到开国临近时，“打拂令”的执行者似乎仍不乏其人，诸如“生麦事件”(1862)(60)等不一。他们显然不承认“黑船”来航后美国与幕府签订的开港协定，并且萨摩藩士还曾与水户藩士一道杀死了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

三井物产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总裁益田孝(1848-1938)在追忆江户经济实况时指出，德川时代其实存在“二重锁国”，即幕府整体的对外锁国和三百诸藩的相互锁国。(61)“二重锁国论”意味着，无论幕藩语境下的财政改革有着怎样的正当性意义，在新的国际大势面前，其僵硬的体制、苛酷的钳制与只靠多穿衣服来适应外在气候的想法和做法，都无法实现自我救治的悲愿，遑论国势更生。由于此番正当性悖论已给日本社会造成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态的普遍窒息，倘无国内事务的更猛烈突围和世界大势的强有力介入，日本将有可能彻底丧失其再生功能和自我保护能力。事实证明，除了穷于应对外，气脉微弱的幕藩政治已经丧失这一功能和能力。

三、内部突围与外部催迫的偕动

宽松与紧缩政策的频繁交替和出尔反尔，给幕藩政治的公信力和权威带来了严重损伤。“今日是而明日非”的是非不定状态和由此而引发的理论混乱，早已让江户民众无所适从。不宁唯是，那些一朝放任即奢靡颓废、板起面孔则万物肃杀的两极奔突老套以及忽左忽右但总是有理的伪饰说辞，还给日本上下造成了听觉、视觉上的厌倦和疲劳。这意味着，不要说有的改革政策本来有误，即便是正当的，似乎也很难再取信于民。幕政框架的无可奈何和旧瓶新酒的循环无端，激酿起人们对能给社会以真正安顿的全新思想话语、全新政治理论和全新经济体制的渴求暗流，也不可阻遏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对幕藩体制的质疑、批判乃至于脱昧行动。

这种情况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思想、政治层面，当缘于学界和政界在对待内外事务态度上的先行变化。德富苏峰指出，幕府当时存在两大对立的学术思想派别：一个是汉学者流的保守思想派别，疾视泰西新说，目兰学为敌人；另一个则是在海外日新大势刺激下从锁国梦中逐渐惊醒的进步者流，诸如兰学、洋学等学派。(62)后来被幕末明治期政治家和军事家胜海舟誉为“开启日本兵制改革之先河”的著名兰学者和兵学家高岛秋帆(1798-1866)，目睹鸦片战争中清朝败阵于英国火炮之现实，乃发愤研发，为增强幕府军力殚精竭虑。然而，素憎西洋之学的酷吏阁僚鸟居忠耀却妄称清朝并非败于英国火炮，其战争失利只能归因于升平既久和武备废弛。他还进一步强调说，西洋诸国之俗，与礼义之国迥异。英人只谋厚利，好勇斗狠，英国之炮术，又安及“和汉之智略”?且兰学者流，素喜猎奇。若习染既久，则不惟火炮，恐行军布阵之法以至平日教习风俗，亦将悉遵西法，弊害实不可谓少。况火炮一经发明，诸藩武士将竞相传习，实为幕府之大不利也!

针对鸟居的说辞，金令山人指出，“和汉之智略”云者，不过“空论”而已。纸上空言不及实战结果，验之清军之败绩也尤然。且铁炮火器，传于外国，儒道、佛道，亦传于外国。若以实用言之，则同为外物，又何必厚此薄彼，画牢自限?苟利国家，当取舍随便是也!当幕府官员非难高岛以荷兰语指挥队伍进退时，金令山人乃再度反驳说：若嫌忌异国言语，则唐土文字，岂非异国言语!且今日日本语中，举凡天竺、琉球、朝鲜、荷兰、南蛮、虾夷诸语均杂糅其间，仅以原生日本语汇与国人交流，又安可达意?故虽为异国言语，习染既久，则自成本国语矣。愚以为，唐音也好，兰语也罢，倘便于军士指挥，又孰往而非和语!(63)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令山人在反驳异议时频频使用的“苟利国家，取舍随便”的问题对待方法和实务主义态度。这种方法和态度其实已为日本学界和政界冲破幕府牢限并与世界接轨提供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既反映出日本混合文化的需求特质和灵活度，也构成了日本的幸运。正是在这个契合舆情的哲学面前，也是在日趋紧张的内部纷争中，鸟居忠耀纵百般罗致罪名甚至利用威权将高岛无罪囚禁，最终却很难对其量刑。史载，佩里来航后，高岛秋帆曾一度被指定为“讲武所炮术师范”。(64)

不宁唯是，发生在天保改革前后的对内失控现象还体现在对外经贸领域。那些敢于冲破幕府禁令、绕过官方指定据点并首次把日本与俄、美等海外市场连接起来的民间商人，于是乎登场。其中，一位国内巨商和海上船王仿佛身穿隐身服，幕领藩属，履若平地，万里波涛，任其驰骋。当幕府发现他的国内“私网点”和海外“密贸易”而将其“缉拿归案”时，由此人所编织的国内和国际贸易网络及迫使幕府不得不顺应内外大势的新局面已然形成。他就是被明治政府誉为“海外贸易先觉者”的钱屋五兵卫(1773-1852)。(65)五兵卫家族世代经营通货兑换业务，俗称“钱屋”；而海运业又为其拓展海内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据统计，其最盛时，曾在全国三十四处设有代理店，可承载千石以上重量的商船亦有二十余艘。(66)松前、函馆既入彀中后，五兵卫又想到了鄂霍次克海和桦太(萨哈林地区)，也想到了海参崴和黑龙江近海沿岸。在与俄国人悄然进行“密贸易”的同时，他又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商人开始直接通商。

在幕府严格限定对外贸易口岸和贸易对象国的背景下，五兵卫敢冒国家大禁而与海外数国进行“密贸易”的行动，证明了幕府“二重锁国”体制下的政策隙漏。天保四年，他亲乘“太平丸”完成了第一次由日本主动上门的日美贸易。此时的五兵卫显然十分感慨，他告诉美国人，日本自230年前德川将军开府以来，幕府自握商权，不许国民自由贸易。近代英、俄两国商船，来乞互市，幕府不准。倘私自与外国人通商，将恐以破“密贸易”之大禁罪名而横遭处罚。他还说，我既已犯幕府之法禁，若不幸东窗事发，便只能以一死相对；想来，日美两国想实现国际贸易，谈何容易，二十年后或有可能亦未可知。于是，他将随员“他三郎”(后更名为“弗雷德尔斯顿”)留下，自己则与其他随员归国。弘化二年(1845)和三年，当美国使节前来浦贺请求互市时，“他三郎”已变成美方之随员和通译。(67)日本方面虽仍拒开埠，但作为佩里来航的前奏，五兵卫的这一安排显然非普通商人和谋略所能及。然而嘉永五年(1852)十一月二十一日(西历12月31日)，五兵卫被诬陷致死，距嘉永六年六月三日(西历7月8日)佩里来航，仅剩下半年多。(68)天保改革失败后的嘉永年间，幕府虽然在那些直接妨害大众生活的政策上有所收敛(诸如对“株仲间解散令”的取消)，但取缔民间私自对外经商的锁国禁令和财政紧缩政策不但未见松动，反而越发严厉。有学者指出，五兵卫的真正死因实来自幕府对这位漏网巨商“密贸易”的察觉和旋即而来的整肃与追究。(69)

佩里来航后的日本巨变，使后人在追忆五兵卫时总是十分感慨。有学者叹道：“五兵卫死后不到数年，我邦的锁国孤立制度便在世界大势面前轰然倒塌。如果说，王政维新、开国通商等重大国是赖以确立的原动力缘于佩里的到来，那么，佩里到来的原因，则始于五兵卫的海上通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邦国是得以切实确立的渊源上，五兵卫之力可谓大有与焉。而且，作为五兵卫商贸重点的开国通商和海上进取，不但已成为我国百代之国是，亦已转化为我国民之指针。若五兵卫地下有知且能目睹其死后时局之巨变，当面露莞尔，含笑九泉矣!”(70)后来的日本人显然十分感谢佩里的行动，他们不仅在横须贺建立了佩里公园，还在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有日本首相、大勋位侯爵伊藤博文手书的十六个大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同时，他们也未尝忘记钱屋五兵卫在开国事业中的冒死努力，除了明治政府将他誉为“海外贸易先觉者”外，当年被勒令停工的“河北泻新开工程”也于昭和二十八年(1953)最终完成。(71)

“莫理逊号”事件发酵十六年，直到“黑船”压来才使日本结束“锁国”。这一事实意味着，开国后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去赞美《神奈川条约》(1854年，又称《日美亲善条约》)，都无法抹去这个国家初入近代时的“剖腹产”印痕。这就使霍尔的问题变得重要：“该如何全面地评价这个国家的状况呢?像有些史学家说的，日本和外界隔离太久，技术上落后、经济上衰退、刻板地执行过时的政治制度而显得病态吗?如果1854年不是美国的佩里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使这个国家不情愿地接受西方挑战，那会是什么情况?日本能否继续走它自己的路，甚至于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或是逐渐地缓缓衰亡或者是陷于内战?”他承认“这些问题是没有最后答案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1800年以后日本能完全自主地前进而不理会外部世界”。(72)如果说天保改革中的政策部分地解决了大盐平八郎起义的经济要求，并让民众在整肃贪腐奢靡行动中体验到了快意和满足，那么这类政策就等于回应了社会本身的某些正当性诉求，也证明了以下判断的可信性，即“虽说导致幕府败局的转折点在天保中期”，“并且旧有统治机构也在继续执政的能力上开始被问鼎，但领主权力应对这一状况的可能性基础，并没有完全丧失。其中，仍保留着所谓明君、学者协作下的‘仁政’施展余地”。(73)

尽管如此，其矫枉过正的肃杀手段和将一切事务统统政治化的老套做法，除了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沉寂和萧条外，并没有实现提振社会经济进而强化幕府权威的当初预期。幕府此刻最需要做的，或许不是挥霍产能的奢靡式消费，也不是让产能枯竭而不再消费。前者使过剩的商业资本无法用于扩大再生产，后者则干脆消灭了商业资本的发生渠道和来源。这意味着，放任也好，紧缩也罢，这种左右跳荡的行为似乎都缺乏稳健的顶层设计，即如何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再通过扩大市场和增加收入的政策，从根本上消除财政危机并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安顿问题。正因为缺乏这一设计，因此，无论是宽松所带来的放任，还是紧缩所导致的萧条，施政者都无法不给人造成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凭直觉来调整自身行为的疲于应对印象。就是说，幕府上层在调适这部越发复杂的社会机器的过程中，已严重缺乏缜密而非粗放、应时而非保守、整体而非局部的理论思考。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分工”、“俭约”、“非生产性劳动”理论，其实已说破了许多日本幕藩经济社会的理论盲点，尽管斯密对商人也保持足够的戒心，认为一旦有垄断形成，自由市场的正常发育就会受到重大影响。这意味着，政府部门顺应规律的适时调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措施。(74)

“俭约”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中，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水野在通过行政命令强制下调物价以增加幕府收入的同时，违背了俭约与资本增殖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其取缔“株仲间”、“问屋”这些在今天看来等于消灭全部资本积累途径的措施，不但有违“士农”与“工商”已经逐渐接近并开始相互依赖的事实，还使增加幕府收入的想法只能变得南辕北辙，甚至为了幕府的最高利益，最终不得不对幕府核心支持力量的诸藩大名下手(上知令)。由于天保改革不啻断绝了天下的财路，因此，失去民间资本支持的许多社会行业——主要是“非生产性劳动”职业者的开支负担，便不得不压向并无能力解决他们生计的幕府，这成为幕府必须解散或消灭那些“即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斯密语)的社会从业人员及其职业的一大原因。这些手段除了能获得道德上的一时赞美外，其摧毁既有社会分工行为所带来的真正苦涩，恐怕也只有幕府自己才最为清楚。换言之，商业垄断固然可怕，但失去自由市场前提的政治垄断则尤其可怕。

然而，这并不表明日本知识界没有观察到并试图破解幕府困境者。其实，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兰学、洋学，学者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扩大市场、增加就业以强化社会吞吐能力的重要性，并且还几乎殊途同归地找到了试图使幕府重振雄风的出路。并非兰学者出身的海保青陵(1755-1817)，竟也从日本的实学一脉中寻出了改造幕藩国家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贫穷不是政治。他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强烈呼吁“藩营专卖制”，并热切地期待日本“统一市场”的形成。他首肯法家的“人情好利”说，认为法家因“人情”而治之的富国战略对日本的当下实际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如何对待德川意识形态的朱子学问题。这已被他聚焦在对“仁”和“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上。他认为，“桑弘羊之计策，惊人之智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智”不但能使自身巨富，还能使国家资产大规模的增殖(《稽古谈》卷之一)。他甚至呼吁：“智者，为富国而宜置娼妓!”(75)虽言之剀切，饥不择食，却也忠心可鉴。然而，尽管面对的问题大体相当，但海保青陵的思想在幕府的处境却无法与亚当·斯密在英国和欧洲世界的影响力相比肩。《国富论》“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76)相比之下，海保青陵甚至本多利明，除了漂泊游历、“终身浪人”并“忍教授之饥寒”外，至多也只能影响一些商人和民众，其作用远未得到应有的发挥。(77)至于兰学者涉川六藏为保自身地位而反诬兰学为“邪教”并建议取缔兰学等做法，更是匪夷所思。(78)这意味着，将如此内外趋势做出相反解读并拼命防范之的幕藩体制，显然已构成天保改革最难突破的“正当性悖论”。

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或许只有在幕藩体制中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天保改革整肃贪腐、取缔奢靡和没收官员不法资财等正义行动，曾引起众庶百姓的倾情讴歌。然而讴歌者旋即发现，那些整肃所得除了悉入幕府财政外，并没有给他们的生计带去任何实际的好处；而幕府取缔正常商业行为的政策，却反而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生活的不便和困扰。因此，当万众一心的反腐狂飙刮过后，当幕府的改革不过是出于政治私心的本质日益暴露后，民众的失望开始转化为不合作与不配合。于是，伊始对贪腐现象的万民追讨，就变成了官弁安排下的暗中刺探和授意告密，致使这场改革的参与者后藤三右卫门亦不免长叹：“今频遣告密之徒，竟至角落无遗，使人人危苦不堪”；(79)对于那些抵触“上知令”并被幕府视为“反对党”的诸藩大名，鸟居忠耀则派出大量侦探明察暗访，罗织罪名，试图一网打尽。然而更可怕的是，当改革迫于上下压力逐渐露出失败的光景时，不要说“反对党”们乘势反击，那些当年曾誓言为幕府大业不惜玉碎的改革者们，为了自保，竟也迅速反目，并开始彼此构陷和自相残杀。

当我们追忆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水野的垮台竟肇端于家庆将军平素喜爱的“一道小菜”。天保十四年四月，水野为表达对将军的忠诚，将三世(一说八世)将军以来几成废典的日光社(供奉德川家康灵位处)参拜大礼重新启动，其巨额开支，在俭约之风甚嚣尘上的当时，其实是有微词的(德川齐昭即明确反对之)。参拜期间，家庆突然想起一道美味叫“嫩薑芽”(初春萌芽的薑菜)。然而当地农民说，自幕府下达“俭约令”后，这种菜已禁止种植，伏乞将军忍耐。家庆闻之，面露不快道：怎么连这个也被禁止?随从者中，本来就有不少对改革表示不满的人，但一直以来都以为水野事事请示将军，将军也事事为他撑腰，遂敢怒不敢言。今日见此场景，“奸人辈”始知水野在将军那里亦有欺瞒，遂乘势离间，并暗中联合反对“上知令”的纪州大名和将军后宫“大奥”，开始发难。(80)关于“嫩薑”等蔬菜禁绝令，水野曾于天保十三年四月八日和五月八日颁布过两次。既为幕府的公开政令，将军又如何不知?然而，知而佯装不知，表明将军已经意识到水野改革特别是“上知令”的下达开始危及幕藩内部的危险性。水野迫于压力，开始考虑可否在“上知令”问题上对“御三家”之一的纪州藩实行“例外”，以缓解改革所造成的内部紧张。

然而，曾利用“上知令”排除了大量异己当然也因此替水野蒙受诟病的鸟居忠耀，因闻讯后已立晓自己遭遇在即的替罪羊处境，反而极力捍卫“上知令”的重大意义，并怂恿水野顶住压力，反对纪州例外说，称倘与幕府关系最亲近的“御三家”享此特权，那与公然宣誓“天下为私”又有何区别?这种佯为力挺而实属推责、佯表忠心而实为自保的老辣手段，无疑把水野忠邦推向了绝境。这时，隐蔽颇深的“上知令”反对势力乘机集体发作，而将军也乐得顺水推舟，水野于是乎下野，鸟居当然亦无法幸免。史载，鸟居忠耀少时浪荡，恒出没于秦楼楚馆，及陟身高位且为水野之股肱心腹后，乃正襟严毅，俨若君子然。水野下台后，时人梁川星岩曾题诗叹惋道：“欲挽纷奢归一俭，十年相业鬓成霜。可怜管蔡流言日，无复抚筝桓野王。”(81)水野忠邦所享有的身后令名，应该是属实的。但即便他有再大的能力和再强烈的许国精神，在充满正当性悖论的时代背景下，大概也只能与幕藩体制同归于尽而别无选择。

注释：

①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邓懿、周一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0、178页。

②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東京：民友社，1935年，第302-303页。

③藤田覚：《天保の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水野忠邦：政治改革にかけた金権老中》，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4年；《近世の三大改革》，東京：山川出版社，2002年。

④田中彰：《幕末の藩政改革》，東京：塙書

，1965年，第240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1册《绪论：幕藩体制》，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页；三谷博など：《19世紀日本の歷史：明治維新を考える》，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会，2000年，第81頁。

⑤本多正

：《本佐録》，瀧本誠一

：《日本経済叢書》

一，東京：日本経済叢書刊行会，1914年，第19页。

⑥無名氏：《昇平夜話附録》，瀧本誠一

：《続日本経済叢書》

二，東京：日本経済叢書刊行会，1923年，第238頁。

⑦丸山

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122頁。

⑧三井高

：《町人考見録》，日本思想大

59《近世町人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

⑨松本四郎等：《元禄·享保期の政治と社会》，東京：有斐閣，1980年；辻達也：《

说：<政談>の社会的背景》，日本思想大

36《荻生徂徕》，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

⑩大石慎三郎：《田沼意次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

(11)松平定

：《宇下人

》，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

(12)荻生徂徕：《政談》

之四，日本思想大

36《荻生徂徕》，第436頁。

(13)辻達也：《

说：<政談>の社会的背景》，日本思想大

36《荻生徂徕》，第756頁。

(14)小島康敬：《徂徕学と反徂徕》第10章，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年。

(15)平石

昭：《海保青陵の思想像》，《思想》第677号，1980年。

(16)松平定

：《宇下人

》。

(17)大口勇次郎等：《日本の近世》，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8年，第161-162頁。

(18)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第178页。

(19)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四

，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第397-411頁；第五

，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第231頁。

(20)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32、234、235頁。

(21)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97、299頁。

(22)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99、301頁。

(23)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24、227、229-230、298頁。

(24)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23頁。

(25)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四

，第397、398、400頁。

(26)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28頁。

(27)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二

，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第328-330、333-335、340-341、344-345頁。

(28)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一

，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第20頁。

(29)羽倉

一郎

：《簡堂遺文》，東京：吉川弘文館，1933年。

(30)

全集刊行会

：《

全集》第二

《開国起原》下，東京：改造社，1928年，第208頁。

(31)

全集刊行会

：《

全集》第二

《开国起原》下，第182-186页。

(32)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页。

(33)副岛种臣指出：“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天保三年[当为天保十三年——引者注])八月二十九日，英清两国订定南京约章，开支那门户。自是，列国渐倾意注目于日本。”大隈重信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18页。

(34)长田権次郎(偶得)：《林子平》，长田権次郎

：《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東京：裳華房，1903年，第867-871頁。

(35)烈公朱批：《天保辰亥子丑》之一《伊祗利须风说》，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水户藩内外关系文献释解》，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德川博物馆，2015年，第122-125页。

(36)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95-196頁。

(37)德富猪一郎亦指出：“他(水野)并非只看到风纪颓废才进行政治刷新的政治家，也决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改革家，而是为了幕府而行动的改革者。”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44-145頁。

(38)福(地)源一郎(版权页上“地”字误写作“池”)：《水野閣老》，東京：一二三館，1895年。

(39)喜多村香城：《五月雨草紙》，栗本鋤雲輯：《匏菴十種》，東京：報知社，1892年，第247-249頁。

(40)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二

，第378-379頁。

(41)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二

，第328、370頁。

(42)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272-273頁。

(43)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323-325、274-275頁。

(44)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6-8頁。

(45)石井良助等

：《幕末御

書集成》第五

，第308-310頁。

(46)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363-369页。

(47)岡田章雄等

：《日本の歷史》9《ゆらぐ封建制》第8章《水野忠邦の幕政改革》，東京：読売新聞社，1959年。

(48)瀧本誠一

：《日本経済叢書》

一《本佐録》

题，第2頁。

(49)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50)如从“勘合贸易”向“信牌贸易”的转变。参见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年，第155-160頁；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の研

》，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第192-193頁。

(51)日本与西方的文化接触肇始于“切支丹”(天主教)的传入。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来的这一套“南蛮”价值体系与日本固有的治国思想格格不入，并引发了日本的骚动，于是才有日本取缔并镇压国内信众的“踩踏耶稣像”(踏絵)等事件。参见佐藤昌介：《

说：洋学の思想的特質と封建批

·

防

》，日本思想大

64《洋学》上，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第609頁。

(52)大槻玄沢《蘭学階梯》卷上《通商》称：“和蘭人通我邦，乃古所未见……在同州長崎

赐

商館，貿易交通，則始于寬永十八年辛巳之年(1641)。”参见日本思想大

64《洋学》上，第331頁。

(53)2014年夏，笔者在参加水户德川博物馆旧藏资料调查工作中发现，“彰考馆”内存有一个天主教遗物箱，内容琳琅满目，均与天主教弥撒有关，诸如神父所用司祭祭服、襟垂带、腕帛、萩时绘圣饼柜、天主教义本等不一。此外，还有《吉利支丹物语》、《吉利支丹始末》、《耶稣征伐记》、《契利斯都记序》、《吉利斯丹目录略图》等图籍。其中，《目录略图》中包括本尊佛龛(基督磔柱像)、基督教服、子安观音像(隐性教徒礼拜所用圣母像)、蛮书等。目录完成于宽政十二年(1800)六月二十九日，且留有“立原甚五郎識”之落款。这些物什在德川幕府严禁天主教的情况下竟能一直由水户德川家保存至今，表明即便在“御三家”内部，也未能成为西方宗教的绝对禁区。这也是明治三年(1870)秋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见到这些遗物后十分惊叹的原因。参见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水户藩内外关系文献释解》，第4、112页。

(54)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7《文政天保時代》，東京：民友社，1928年，第375-376頁。

(55)《異国

並漂着

等之部》，高柳眞三等

：《御

書天保集成》下，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第858-859頁。

(56)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7《文政天保時代》，第377-399、448-453頁。

(57)桃李園主人述、川上恒茂画：近世立志傳《渡邊崋山》，第四の齣、第五の齣、第六の齣、第八の齣，大阪：積善館本店，1908年，第24-57頁。

(58)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04-112頁。

(59)箭内健次

：《通航一覽続輯》第五《付禄》

之三《

防部三》，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1973年，第24頁。

(60)ロバ/ト·フォ/チュン(Robert Fortune)：《幕末日本

》第十五章《英国公使館襲擊と生麦事件》，東京：講談社，2005年，第248-251頁。

(61)益田孝：《外国贸易》，大隈重信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152-1153页。

(62)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257頁。

(63)

全集刊行会

：《

全集》第六

《陆军歷史》上，東京：改造社，1928年，第1-22頁。

(64)佐藤昌介：《洋学史の研

》，東京：中央公

社，1980年。

(65)若林喜三郎：《新版·錢屋五兵衛》第4章<錢五の活躍とその本質>，金沢：北国出版社，1982年；国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

：《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25-1029頁。

(66)高瀨保：《錢屋五兵衛考》，日本歷史学会

：《日本歷史》通

252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44-66頁。

(67)国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

：《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05-1024頁。

(68)国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长田権次郎

：《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07-1014、1041-1064頁。

(69)若林喜三郎：《新版·錢屋五兵卫衛》第5章<錢五の没落とその史的背景>；鏑木勢岐：《錢屋五衛門の研

》，東京：錢屋彰顯会，1957年。

(70)国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

：《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63頁。

(71)若林喜三郎：《新版·錢屋五兵衛》むすび<錢五财閥崩壞後の展望>。关于与钱屋五兵卫相关的纪念物，至少有石川县河北郡内滩町的“錢屋五兵衛句碑”和北海道礼文郡礼文町的“錢屋五兵衛貿易の地”纪念碑。

(72)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第178页。

(73)塚谷晃弘：《

说：江

後期における経世家の二つの型一本多利明と海保青陵の場合一》，日本思想大

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第422頁。

(7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19、312-319页。

(75)海保青陵：《経済話(抄)》，日本思想大

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第406頁；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第6章《海保青陵与“日本近世新法家”的完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7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改订译本序言”。

(77)塚谷晃弘：《

说：江

後期における経世家の二つの型一本多利明と海保青陵の場合一》，日本思想大

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第448、488頁。

(78)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308-315頁。

(79)

全集刊行会

：《

全集》第二

《开国起原》下，第181頁。

(80)栗本鋤雲：《嫩薑僵權》，栗本鋤云輯：《匏菴十種》，第170-171頁。

(81)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371-381、302-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