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6世纪全球航路开通，世界开始联为一体。西学东渐、激活日本，完成统一的丰臣秀吉试图颠覆东亚国际秩序，发动侵朝战争。明朝出兵援朝，丰臣独霸亚洲的帝国梦最终破产。19世纪前期欧美西力东渐，日本再次被激活，吞并琉球、韩国，劫掠中国、击败沙俄，武力崛起为地区性强国，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昭和初期，军国主义群体癫狂，日本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日本发动14年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国际格局剧烈动荡。最终，日本战败投降，帝国梦与共荣圈化为泡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主导非军国主义化改革，日本第三次被激活。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日本顺势嬗变，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复杂的影响。

一、西欧冲击下日本的首次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15世纪末期，西欧的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率先下海，升起了大航海时代的风帆。1522年，自西班牙启航的麦哲伦船队经过三年的奔波，横穿大西洋抵美洲，再南下进入并横穿太平洋、印度洋，自好望角北上返回，开通了全球航线。洲际贸易随之展开，世界前所未有地联为一体。东西方的互动日益频繁，世界历史、包括东亚史，进入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西学东渐，中国首当其冲，日本也受此浸润。1514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北上中国。1543年，一艘前往宁波的葡萄牙贸易船漂流至日本南部的种子岛，带来火绳枪“铁炮”；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到九州，以贸易利益与军火交结大名，获准修建教堂“南蛮寺”，传布天主教。1553年，葡萄牙人进占澳门，建立新的殖民据点，把持生丝、茶叶贸易。西班牙人以经营美洲殖民地为主，兼顾东亚，先后占据中国台湾及菲律宾，并进入日本。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澳门，随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为了“胡椒和灵魂”的西欧贸易商与传教士四处奔走，形成西欧对东亚的第一次冲击。

在日本，耶稣会传教士在九州与本州地区建教堂200余座，带来圣经、圣像，吸引约15万信众入教。与此同时，也修建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传授天文历算、地理知识和疗病医术，还带来地球仪、世界地图、望远镜、风琴等新奇之学与精巧之物。日本的西学即“南蛮学”应运而生。“南蛮学”与火绳枪堪称16世纪西欧冲击并激活日本的两大利器，其中用诸统一战争的“铁炮”更受到战国大名们的青睐。“铁炮队”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新兵种异军突起，战场效果惊人。1575年，在三河国（今日本爱知县）设乐原的长筿之战中，织田信长采用3000人的“铁炮队”，歼灭号称天下无敌的武田骑兵7000余人，赢得“天下布武”的关键性一仗。

1582年织田骤亡于“本能寺之变”，其部将丰臣秀吉继续推进武力统一进程。1585年，丰臣出任相当于宰相的“关白”，统揽大权。1586年，出任朝廷的太政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1587年6月，丰臣统一西日本后，以“日本乃神国，绝不能容忍切支丹国家传授邪法”为由，下达了最初的禁教令。1590年7月，盘踞本州岛最北部陆奥国的割据势力北条氏归降，丰臣统一日本。接着丰臣在聚乐第会见朝鲜使节，表示要“假道伐明”；又致信朝鲜国王宣祖李昖，声称“吾欲假道贵国，直入大明国，使四百余州尽化吾朝之俗。”朝鲜君臣拒绝丰臣的借道要求，战争一触即发。

1591年3月，九年前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日本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回国。在京都的聚乐第，为丰臣演奏了西洋乐曲，还献上世界海图。西洋乐曲使丰臣陶醉，世界海图则令其眼界大开，印象深刻。自此，正面绘有中朝日三国地图，背面写有用假名注音的汉语起居短语的折扇，成了丰臣须臾不离的心爱之物，在把玩中构想远征之梦的路线图。实际上，早在1587年征服九州时，丰臣就萌生了用兵海外，使琉球、朝鲜、中国和“南蛮”葡萄牙等国臣从“神国”日本的念头。他向驻日耶稣会副管区长加斯帕尔·考艾琉透露了远征的构想，要求提供两艘三桅炮舰。简言之，将善战军队的蛮勇转移到外侵战场，舶来并迅速自产化的“铁炮”增强军力，世界海图开阔眼界；特别是源自《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之深入灵魂、根深蒂固的“神国论”“皇国论”与“武国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上述要素形成合力撑起丰臣称霸东亚、建立大帝国的野心。

1592年4月，丰臣秀吉集结约16万人的远征军与千余艘战船，展开釜山登陆作战。朝鲜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与黑田长政兵分中、东、西三路，合击王京汉城，迅即攻陷。至6月，开城、平壤先后沦陷，三京八道尽失。李昖君臣北奔义州，向明朝呼救。7月，加藤军攻占会宁，俘获临海君、顺和君等朝鲜两世子，兵临鸭绿江畔。朝鲜升平二百余年，兵备松弛。除李舜臣的水军尚能海战，各路朝鲜军在陆战中皆败。素称勇将的李镒兵败尚州，惊呼大量使用火绳枪的日军“恰似神兵，难以抵挡”。日军连战连胜、进展顺利，丰臣的扩张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在得知攻占京城的消息后，丰臣破天荒地提出占领中国、独霸东亚，建立大帝国的构想。具体安排是：丰臣本人入驻宁波；养子秀次出任监控中国的“关白”，支配北京四周百余国领地；部将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监护日本的“关白”；两年内后阳成天皇移居北京，领有京郊10国；扶植皇太子周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为留驻京都的天皇等。待占领大明四百军州，再兵临“天竺”印度，建立亚洲大帝国。于是，第一次被激活的日本将侵朝战争视为实现独霸亚洲帝国梦的第一步。

鸭绿江畔战火熊熊，明廷经过激烈辩论，决心救援朝鲜。1592年（万历二十年）7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精兵过江援朝，旋败。12月，待平定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结束后，兵部左侍郎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的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指挥辽东铁骑及戚家军等4万明军，携带大量火器过江作战。1593年1月，明军展开攻势，大将军炮、佛郎机炮、霹雳炮、火箭等全都派上用场，“火器并发，烟焰蔽空”，一举收复平壤。继而收复开城。进抵咸镜道的加藤部急忙南撤，日军被逐出朝鲜北部。明军据守平壤、开城等两京以及咸镜、平安、黄海、京畿、江原等五道。日军缺乏后勤保障，不再轻易北进，困守王京及忠清、全罗、庆尚等南三道。双方形成对峙，议和提上日程。

1593年3月，兵部尚书石星举荐精通日语的嘉兴商人沈惟敬领游击衔，在王京与小西行长接触，提出归还世子，割让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等条件。厌战的小西一心促和，谎报丰臣“明欲尊殿下为皇帝”。痴迷帝国梦的丰臣秀吉准予议和。恰逢此时，播州土司杨应龙发难，西南燃起战火，与日议和尤显必要。6月，沈惟敬赴日，带回日方提出的“大明皇女之贤女为日本后妃”“大明日本通好”“允许官船商船往来”“与大明分割朝鲜八道”及北四道并京城归还朝鲜国王等议和条件，还带回请和使小西（内藤）如安。1594年10月，小西如安入京，石星给予王公礼遇。如安要求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封赏其部属。明廷以“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为条件，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1596年6月，奉丰臣之命，岛津义宏率萨摩军据守釜山，其余各部日军撤回国内。9月，册封正使杨方亨与副使沈惟敬等赴大坂城。丰臣秀吉接受了金册、翼善冠与蟒袍，却因未获皇帝之尊而恼怒，议和破裂。穿梭议和的欺瞒外交随即曝光，石星、沈惟敬下狱，战端再开。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出动14万余人的远征军，再次侵朝。明廷派出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理朝鲜军务，率11万明军援朝作战。8月，日军陷全罗道全州。明军与朝鲜军兵分三路南下击敌，明军围攻蔚州失利，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正当此时，因帝国梦破灭，幼子嗣位而忧急的丰臣骤亡，德川家康等五大老秘不发丧，密令撤军。在中朝水军的追击下，“诸倭扬帆尽归”。史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丰臣亡，战祸息。侵朝战乱导致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万历三大役致使明朝元气大伤，尤其以几倾全国之兵的朝鲜之役为甚；建州女真伺机兴起，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的新兴力量；朝鲜战伤遍体，进入命运多舛的后期阶段。日本进入战略收缩时期：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1614-1615年发动两次大坂之战，消灭丰臣家族。1616年沿用丰臣启动的禁教令，限制贸易，走向锁国。至1644年待明清鼎革，幕府忧虑华夷变态，重现蒙古来袭，警戒清朝，自立于东亚宗藩体制之外。

在此后近300年的和平环境中，东亚悄悄发生着新的文化嬗变与分化。1633年-1639年，幕府连续发布五道锁国令，厉行禁教、禁止日本人出国，仅保留长崎一港，与荷兰、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关系，建成锁国体制。其间，西班牙、葡萄牙等旧教国势力被逐出日本，“南蛮学”因来源断绝而备受重挫。但近百年的西学东渐，留下的学说和人才链并未因锁国而一扫光。新教国荷兰贸易商留驻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成了继续传播西欧近代自然科学的大本营，为日本西学的存续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换言之，第一阶段的日本西学“南蛮学”告一段落，第二阶段的新西学“兰学”呼之欲出。

西学东渐，来自西欧的新学几乎同时在中日两国登陆。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数学、天文、水利及神学、哲学等著作，西学东渐中国。在新学发轫之初，与天主教同步传播。南明永历朝廷寄希望于教廷的支持，太后马氏、皇后王氏、太子朱慈恒皈依天主，永历皇帝朱由榔也热心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南明灭亡后，天主教从此与宫廷无缘，在民间依然保持着影响。清初，顺治、康熙帝对西学情有独钟。汤若望因治愈太后、皇后的病，深得顺治信任，供职钦天监，编纂《时宪历》。康熙师事传教士南怀仁学习数学、天文，从白晋和张诚学习几何，召集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但治国理政的原则依然是传统的路数，与西学无涉。1721年，罗马教廷严禁中国教徒祭孔拜祖，康熙帝下令禁教。传教与传学本来是合二而一，禁教导致西学的衰落，传教士御用化，为皇家提供建筑、园林、美术、服饰等异国情趣的消遣。自我陶醉于传统文化的中国之舟在原地打转，蹉跎岁月。

相反，日本第二阶段的西学“兰学”浸润滋长，启迪新学与新人。1695年长崎町人西川如见搜集并整理“荷兰风说书”与“唐人风说书”提供的信息，著《华夷通商考》。书中介绍了有关西洋、中国和东南亚的地理、物产、习俗等概况，有益于锁国时代的日本人开阔眼界。1709年，以正德之治而闻名天下的幕臣新井白石传讯偷渡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奇，写成《西洋纪闻》《采览异言》等著作。此时日本人的海外认识不成系统，但并非与世隔绝。1720年，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放宽对进口汉译西洋图书的审查幅度，实行“洋学解禁”政策。1774年，医官前野良泽、衫田玄白等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将荷兰语的《解剖学》汉译为《解体新书》出版。以此为标志，运用荷兰语，研讨欧洲近代天文、地理、医学、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兰学”兴起。兰学与天主教无涉，但传播的内容与“南蛮学”基本一致。

兰学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官方或民间等两组人才链。前者，如兰学创始人之一、评定所儒者、书物奉行青木昆阳（1698-1769年）授业前野良泽（1723-1803年），前野再授业大槻玄泽（1757-1827年），大槻著书《兰学阶梯》，授徒百余人。1832年，藩士渡边华山联络同道，逐渐形成兰学的沙龙团体“尚齿会”（“蛮社”），吸引幕臣、儒者加入。后者，如绪方洪庵（1810-1863年）师承兰学者坪井信道（1795-1848年），1836年游学长崎，从荷兰医师尼曼学西医。1838年，在大坂开兰学私塾适适斋，执教25年，培养了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福泽谕吉等活跃于倒幕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1839年，幕府对横议幕府锁国祖法的“蛮社”加以镇压，官方的兰学受挫。民间的兰学继续在城乡发展，形成新兴知识分子集团，为迎接新时代而未雨绸缪。

西学之所以在中日两国际遇不同，主要是因为：（1）文化心理不同。自古以来，处于东亚文化原创国优势地位的中国，在对东亚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形成居高临下的心理态势。至明清时代，“文化上国”的包袱愈加沉重，视西学为“奇技淫巧”的排斥态度比比皆是。日本习惯于学习、引进吸收异质文化，古代学中国，近世学西欧，一身轻松、乐此不疲。因此，“南蛮学”或“兰学”受到欢迎，迅速普及。（2）官僚吸纳制度不同。中国始自隋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为历朝沿用，自下而上地吸纳人才，补充官僚队伍。至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专以“四书”“五经”为据，无涉西学，故中国士人对之了无兴趣。相形之下，日本自平安时代以后，废除贡举制度。在武家政权之下，武士成为统治阶级，傲视农工商。至近世，丰臣秀吉推行兵农分离策与石高制，武士脱离农业生产，追随领主寄生于城下町，双方形成“奉公”与“御恩”的交换关系。武士内部分成若干个不同世袭的等级，固定不变，从而堵塞了自下而上的入仕渠道。于是，文人化的武士安于现状，有兴趣也有精力潜心攻读海外舶来的新学，且代有传人。（3）政治体制原因。与明清时代皇权至上的大一统的中国不同，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体制为天皇至尊、将军至强与幕府集权、大名分治相结合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诸藩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故竞相派遣得力藩士前往长崎游学，交流兰学信息，或者进入德国医生、博物学者冯·西博尔德在长崎设的泷鸣馆学习，培养了若干拥有国际眼光的近代性人才梯队。

至1852年，日本幕府外交文书的荷兰文译员达117人，译成500余部书籍，涉及医学、天地、地理、生物、化学、植物等学。据福泽谕吉回忆，1862年，他在伦敦与中国人某笔谈，得知中国稍解洋文者仅18人而已。福泽慨叹日本乃兰学之世，读英语言书者甚少，但能讲洋文、热心西洋事情者数以千计。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18人与“数以千计”的悬殊比例，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化竞赛在起跑线上的结局。

二、欧美冲击下日本的第二次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至19世纪，为完成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建构，经过工业化而具有优势地位的欧美列强船坚炮利，对东亚发起第二次冲击。西力东渐之下，中日两国分别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天津条约》（1858年），以及《日美亲善条约》（1854年）、《日美友好航海条约》（1858年）等多个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港口，设立租借地，形成由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约制支撑的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传统的东亚封贡体制江河日下。马克思关注东亚局势的新动向，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欧美列强发起第二次冲击，带来民族危机，也带来社会转型的机遇。日本被佩里舰队闯关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激活。大难临头之下，武士的尚武精神、转嫁危机、参与组建近代条约体系组建的扩张愿望，与欧美列强舶来的弱肉强食强权政治法则一拍即合，形成追逐帝国梦的强大动力。通过两次富国强兵的改革，与5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损邻自肥，武力崛起为东亚强国，进而升格为世界级强国。

第一次改革为开港后的幕末改革，由此启动近代化的先期探索。在欧美列强的武力威胁下，德川幕府接受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缔约的教训，采用避战缔约策略，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在安政（1854-1860）、文久（1862-1864）、庆应（1865-1867）年间，接连推行幕政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坚持对外开放、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培养洋学人才、组建近代陆海军等。1867年，改革的最高主持者、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提出“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然而，幕府以守护德川氏的家族利益为底线，无法掌控在改革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新生力量。终因无力应对尊王攘夷、公武合体、开国倒幕、公议政体运动的合力挤压，幕府统治崩溃。但开港后的若干改革思路，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政策参考。从1853年佩里舰队闯入浦贺湾，到1868年幕府开城投降，日本仅用15年，解决了新旧政权的更替问题。在历史转折的拐点，赢得先机，搭上了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的末班车。

第二次改革为明治维新，建成“大日本帝国”。1868-1889年，明治政府提出“王政复古”与“御一新”的双重目标，开展全方位的改革。一方面，明治政府抬高皇权皇威，建立天皇至尊的中央集权体制；坚持政祭一致，独尊唯神之教、打造国家神道；将“忠君爱国”定位为最高道德标准，统一国内思想。另一方面，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近代化国策并行不殆，转换观念，加紧制度建设：取消等级身份制，推行四民平等；提倡个人功利主义，实行举国皆学的《学制》；取消领主土地所有制，实施地税改革；接管幕藩领主产业，兴办官营模范工厂农场；贯彻四民皆兵的方针，组建近代海陆军和警察等，通过上述改革，日本社会全面转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在维新变革，苦练内功的同时，对外以邻为壑、“脱亚入欧”，力图跻身欧美列强行列。1874年兵侵台湾，1876年迫使朝鲜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79年吞并琉球，执意挑战中国主导的宗藩体制，给东亚近代条约体系打上日本的印记。选择军国主义膨胀道路的日本，顺应了“弱肉强食”的时代，实行征兵制、国民皆兵，设立参谋本部，陆军由镇台兵制转变为师团制，加紧购造舰艇、建设近代海军，成为改变东亚国际格局的最活跃因素。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等，将“国体论”写进宪法，维新政治成果国家大法化。“大日本帝国”成立，明治维新结束，推行扩张总政策提上日程。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提出“大陆政策”。其灵魂，一是幕末经世学派佐藤信渊等倡导的“皇化世界”论，二是明治政府提出的国策目标“与万国对峙”目标。其理论基础，则是“主权线”与“利益线”互动论、“富国强兵论”、“俄国威胁论”、“朝鲜半岛扩张”论等观念的大杂烩。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启动，按照十年一大战的频率，开始了损邻自肥的5次侵略战争。

(1）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日本借口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挑起近代史首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海军袭击“高升号”运兵船，重创北洋海军；陆军围攻平壤，一路追击败退的清军，占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日军威压京畿，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的独立，中朝宗藩关系终结；日本割地中国的台湾、澎湖，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借助于这一相当于两年半财政收入的巨额投入，日本产业革命迅速掀起新高潮，成为东亚新兴军事强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发生质变。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规定“相互关切”“以敦友谊”的对等关系，转变宰割与被宰割、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东亚国际格局随之骤变，中国主导的东亚宗藩体制彻底崩溃，面临边疆危机；日俄成为朝鲜半岛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日本为报复沙俄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加紧扩军备战强。

(2）日俄战争。1904年，日本发动近代第二次大规模战争，即日俄战争。参战40万日军付出伤亡18万的重大代价，击败沙俄军队。通过1905年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的全部殖民权益和南库页岛，嬗变为东亚帝国主义国家。东亚国际格局进一步剧烈变化，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在推行新政改革中走向灭亡；俄国退出朝鲜半岛，国内革命风潮涌动，罗曼诺夫王朝摇摇欲坠。日本加快吞并韩国的步伐，1905年11月签订的《日韩协约》，韩国沦为保护国；1907年7月，再订《日韩协约》，日本接管韩国内政权利，解散军队；1910年8月，订立《日韩合并条约》，吞并韩国，日本殖民帝国的版图扩大了近6成，成为主导东亚国际格局的区域性强国与霸权国家。

(3）参加一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宣战，继甲午、日俄战争之后，迈出武力崛起的第三步。9月，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夺取胶济线。11月，占领青岛。1915年1月，日本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与袁世凯政府签订《民四条约》，攫取在中国东北与山东的殖民特权。面对日本崛起的既成事实。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订立《石井-蓝辛协定》，以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特殊利益”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尊重中国独立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日本在会上不仅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殖民权益，而且与英美法意均享受5大强国的特殊权益，同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五强之一的日本，取得世界级政治大国的地位。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召集了华盛顿会议，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并遏制日本膨胀势头。重压之下，日本采用“协调外交”方针，在有关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上签字，承诺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在美英的斡旋下，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日本取得中国的500万金马克的补偿，交还胶州湾的德国殖民地并从山东撤军。《四国公约》划分了美英日法四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权利，宣告日英同盟瓦解，日本的扩张势头受到遏制。在限制海军军备的《五国条约》中，日本造舰吨位仅次于英、美两国，但高于法国和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二级军事强国。

初次登顶世界级大国的日本高处不胜寒，失去世界头号强国的依托，陷入重新选择的彷徨之中，“协调外交”成了投石问路的手段。一战期间投机性的繁荣消退，“米骚动”成了阶级关系高度紧张的晴雨表，社会思潮五花八门，大正民主运动应运而生。宪政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思潮竞相出台，争夺群众。最终，军部支持下的120多个法西斯团体恣意妄为，猛烈攻击大正民主运动政治成果的政党内阁，逐渐操控了政局的走向。不择手段地制造国内外恐怖事件，成了昭和初期的新常态。

1927年6月，田中义一内阁为了转移国内因金融危机加剧的矛盾，阻滞中国统一的步伐，在东京举行了军政要员出席的“东方会议”，形成《对华政策纲领》。其中强调肢解东三省、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循此方针，内阁接连三次出兵山东，制造血腥、恐怖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沈阳“皇姑屯事件”，加剧紧张局势。在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下，法西斯狂热激活昭和初期的日本，举国癫狂，不可逆转地走向毁灭性的侵略战争。日本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亚策源地，突入新一轮的十年一大战的恶性循环之中。

(4）不断升级的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仅用4个月的时间，侵占东三省。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侵略战争刺激着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狂热，1932年5月，法西斯军人制造了“五一五”事件，推翻政党内阁。1936年2月，法西斯军人发动“二二六”军事政变，广田弘毅组阁，初建法西斯政权。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把局部侵华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投入总兵力已达100余万，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彻底破产。日本升级侵华战争，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与德意建立轴心国军事联盟，日本从战争暴行的制造者嬗变为自我毁灭的战争狂。

(5）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在挑起九一八事变的第二个10年之后，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日军攻击马来半岛、菲律宾，占领关岛。至1942年5月，日军攫取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缅甸，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部分领土，并侵入印度洋、轰炸科伦坡，用武力建立血迹斑斑的“大东亚共荣圈”，将帝国梦发挥到极致。

1942年6月，中途岛之战，联合舰队的主力在中途岛之战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易手。1943年2月，日军自瓜岛败退，日益被动挨打。从1944年1月起，拥有制空权、制海权的美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行动，日本的南太平洋防线迅速崩溃。中国军队在滇西战场展开反攻，与盟军的缅北作战相呼应。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继任的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内阁已无力回天。1945年2月，美军歼灭据守菲律宾、硫黄岛的日军。B-29轰炸机群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对东京、大阪等地展开凝固汽油弹轰击，城市在猛烈的燃烧中变成废墟。5月，纳粹德国败降。6月，驻守冲绳的9万日军一朝覆灭。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军民展开大反攻；8月9日，苏军攻入东北、横扫关东军，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将长崎化为瓦砾场。在盟国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帝国摇摇欲坠。8月10日，御前会议决定在“护持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承认战败并投降。8月15日中午12时，东京广播电台播放裕仁《终战诏书》的录音。700余万日军兵无斗志，稍事抵抗即放下武器，“大日本帝国”与“大东亚共荣圈”同时崩溃，日本独霸东亚的帝国梦再次破产。总之，在欧美冲击下，近代日本嬗变为十年一大战的好战之国，极其富于侵略性。然而，损人利己的军国主义之路是死路一条，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近代日本武力崛起的总破产，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美苏成为战后初期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战前霸凌东亚的世界级一等国“大日本帝国”沦为《纽约时报》笔下的四等国。日本帝国的崩塌，给周边邻国的民族复兴创造了条件：中华民族经过抗战浴火重生。坚持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首次重大胜利，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道路选择，尚需国共两党的决战做出结论。朝鲜半岛因苏美的分区占领，在1948年分别建立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38线的南北两方均在酝酿武力统一的内战。琉球脱离日本的支配转入美国的托管之下，国际地位未定。东亚国际格局的上述变化，影响极为深远。

三、美国冲击下的日本第三次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1945年8月底，日本战败投降，美军和英军占领日本，在横滨设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盟总”GHQ），主导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国土被占领与民主化改革，形成近世以来对日本的第三次冲击，其力度与烈度均为前所未有。

9月，美国政府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构成战后日本全方位嬗变的政策源头，值得重新审视。其主要内容包括：（1）表明美国的终极目标。即日本“不再成为美国或世界和平安全的威胁”；“尊重他国的权利，支持《联合国宪章》所显示的美国的目的，最终建立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2）采取划定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等岛屿，剥夺其掠占的别国领土；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鼓励日本国民增强对个人自由的欲望以及对基本人权，信仰、集会、言论与出版自由，形成民主主义的代议制的组织；给予日本国民发展经济的权限等措施。（3）规定最高司令官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行使职权，修正封建的、权威主义的政治形态。（4）解除日本武装及非军事化，解散大本营、军部、秘密警察组织；拘捕并审判战犯；鼓励个人自由及民主过程；助长民主力量，重新开始和平的经济活动，实施赔偿等。战后初期对日方针集中体现了美国国家目标与利益，划定日本非军事化的行动半径。

1945年10月，GHQ对日本政府下达《人权指令》，允许自由讨论天皇的废留、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及统制法规、罢免内相与特高课。坚持“护持国体”立场的东久迩稔彦皇族内阁总辞职，以表抗议。其后，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指令新任首相币原喜重郎执行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工会、教育民主化、撤销秘密审问司法制度、经济机构民主化等“五大改革”。在GHQ允许的范围内，由社会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运动兴起，支持民主化改革：（1）政治上，12月公布《劳动组合法》，工会拥有团结权、团体交涉权；《读卖新闻》连载10期GHQ编写的《太平洋战争史》，纠正“大东亚圣战”史观。1946年1月，开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开始审判28名甲级战犯。11月，公布新制订的《日本国宪法》。新宪法剔除“国体论”，宣布国民主权；宣布放弃战争和武力威胁手段、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等原则；规定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平发展的政治发展方向。（2）在经济上，1945年11月，指令解散财阀的指令，确定三菱、三井等四大财阀为首批处理对象；1946年10月公布《修正农地调整法》和《创设自耕农特别措施法》，以赎买的方式，取消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地改革；1946年8月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负责分割18家财阀企业，推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寄生地主与财阀退出舞台，日本社会经济构造面目全非。（3）在思想教育上，倡导国民尊严与民主自由。1945年12月，盟总的《神道指令》，宣布政教分离政策，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及其伦理跌落尘埃。1946年元旦，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天皇裕仁发表了自我否定神格的《人间宣言》，表示“依据神话与传说”，尊奉“天皇为现人神”，以及“日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进而支配世界”的扩张论，均为“架空的观念”。10月，废止捧读忠君爱国的《教育敕语》。1947年3月公布《教育基本法》，实行尊重真理、确认个人尊严的民主教育。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上，取消父家长制度，妇女摆脱传统夫权的控制。1946年4月，日本妇女首次获得投票权，参加大选，实现男女参政平权。由此，日本国民实现了摆脱皇权、神权、夫权束缚的思想解放，近代传入日本的自由民权思想、政党政治运作框架、和平民主意识等被激活，影响极其深远。通过上述改革，致使战前与战后日本的社会面貌泾渭分明，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47年3月，冷战骤发，美国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讲演，宣布将日本建成美国在远东的反共防波堤与“民主”的兵工厂。3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起草对日新政策的建议，主张建立美日之间紧密的“复合关系”。10月，杜鲁门批准NSC-13/2号文件，强调扶植与振兴日本，扩充日本政府的权限，复兴日本经济，组建15万人的国家警察队。12月，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发表《稳定经济九原则》，加大扶植力度。1949年2月，美国银行家道奇赴日落实推行九原则的具体措施；5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索普率领税制考察团赴日，协助日本政府实施税制改革。美国还确立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官方汇率，为日本经济复兴注入活力。

美国之所以调整对日政策，首先基于对苏冷战的战略需要，也与中国革命胜利密切相关，即1948年12月杜鲁门所说：“日本的重要性是与中国形势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美国重新调整亚洲战略。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NSC第48/1号、2号文件，将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列为围堵新中国的第一岛链。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公布美国在东亚从阿留申到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的新月形防御圈，日本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1950年2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矛头直指日本，也从阵营对抗的角度凸显日本的重要性。老谋深算的吉田茂顺势而为，提出“对美一边倒”的追随外交方针，借助美国的扶植，伺机再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不期而至。日本的战略价值充分显现，美国对日媾和步骤随之加快。1951年9月，美国不顾苏联和中国的反对，执意举行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通过签订片面的《对日和约》，日本恢复国家主权；通过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建立美日军事同盟。1954年2月，美日订立《日美行政协定》，规定设置美日联合委员会，共同分担驻日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的防务费，驻日美军享有刑事裁判管辖权。通过签订上述“二约一协定”，确定了美日主从关系。日本主动追随并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需要，借以背靠美国、发展经济，自卫队重新武装，成为西方阵营中重要的一员；美国则使日本成为影响东亚发展的战略依托，形成美日特殊关系。日本嬗变为美国东亚战略桥头堡，得到的回报是：由美国牵线搭桥，1952年4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5年9月成为关贸总协定正式成员国，使日本及时得到复兴经济所急需的外汇，进入贸易条件优惠的国际市场，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复兴内部条件，则源于近代化的积累。例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能力堪称亚洲第一；市场经济、经营机制犹在，转轨顺利；拥有一支高效率、善于捕捉发展机遇和谋划且反应敏捷的官僚队伍，具备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大国外交的经验；普及中学教育和实业教育，形成熟练工人劳动大军和技工队伍，等等。因此，一旦转轨，上述优势均能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得益于冷战期间对日本有利的国际形势“天时”、资本主义运营机制和地处亚太国际贸易交叉地带的“地利”以及人才队伍较高素质的“人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应运而生。1950-1970年，日本经济攀登“特许景气”“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伊奘诺景气”等五个增长台阶，迅速崛起。1968年，日本嬗变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经济大国。

国力的急剧增长，提高了日本的自信心，大国意识抬头。1970年，首相佐藤荣作宣布日本多年来“模仿和追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进入了由自己选择自己的目标的时代”。1979年，首相大平正芳强调日本应“担负起全球主义的责任”。进入80年代，日本经济继续增长。1985年美英日法（西）德等五国首脑会议通过《广场协议》，连续6年的“日元增殖景气”接踵而至。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美元，超过苏联，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为1万9553美元，超过美国；外贸黑字接近1000亿美元；直接投资达195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占世界人口2.5%的日本拥有世界总收入的11.2%，总输出额的9.8%。在微电子、光导通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研制等高科技领域，日本也屡有建树，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大国。日元增值，使得日本人愈加财大气粗、出手阔绰，购买娱乐公司及高尔夫球场、职业棒球等。纸醉金迷之下，东京股票和房地产暴涨，经济迅速走向泡沫化。

骄人的经济开发业绩，冲昏了日本朝野的头脑，复旧思潮盛行。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为“大日本帝国”正名，挑起导致中韩等邻国严重交涉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总决算”口号，公开了争当“政治大国”的国家目标。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再次酿成外交事件。面对邻国的抗议，日本政府尚能作出明智反应。1982年铃木善幸内阁提出关于审定教科书的“近邻诸国条款”，中曾根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竭力平息事态。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进入新一轮的转换，日本进入后冷战时代，大国意识乃至变态的帝国意识被激活，美、日、欧三分天下的论调成了时髦。然而日元增值的投机性景气开始断崖式下滑，房地产与股票市场同时崩盘，泡沫爆裂，日本经济转入“失去的10年”或“失去的20年”的长期低迷时期。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与艰难的结构调整产生多重后果。其一，引发执政党的政府危机。1993年7月，单独执政38年、创造了长期经济奇迹的自民党，因泡沫经济的破产而在大选中惨败，丢失政权两年半。1996年1月，自民党以联立内阁的形式重返执政党地位，单独执政的风光不再。其二，多元化的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色彩日益浓重。在国家目标与社会思潮方面，政界的新国家主义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从成为“正常国家”，上升为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舆论界、教育界的新民族主义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战后政治总决算”，演化为“新自由主义史观”“日本民族优越论”等。两者沆瀣一气，表现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海外出兵合法化，修改“和平宪法”的舆论调门越来越高，否认侵略、为大日本帝国“正名”的右翼史观日趋活跃。在上述言行的背后，显现“帝国梦”的幽灵。

进入21世纪，美日安保体制愈加巩固并日益具有攻击性。首相小泉纯一郎不惜恶化与中韩等邻国的政治关系，执意参拜靖国神社。2009年8月，自民党在经历了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一年一相”的三届短期内阁后再度失去政权，民主党入主永田町。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2010年的GDP超过日本，实现了《马关条约》以来的百年历史超越，东亚国际格局出现在经济上中日“两强并立”的新局面。2012年12月，宣扬重建“强大日本”的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持下，追求其蓄谋已久的目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年7月，安倍主持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以此为路标，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方针转换为“主动出击”。

2018年开始第三届连任的安倍内阁，在玩转配合“印太战略”的对美机轴外交、对华的新时代外交、缔约还岛的对俄外交等大国外交的同时，也在熟练展开对东南亚、南亚的周边外交，稳固强国立场。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历史拐点。同时，朝鲜半岛出现朝鲜弃核活跃化，日本因强掳劳工、性奴“慰安妇”赔偿问题而在半导体配件出口上制裁韩国，激起韩国反制，取消韩日军事情报合作协议等前所未有的新动向。此后的日本将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抉择道路，值得关注。

结论

1. 近世以来，日本被西方的三次冲击激活，发生了多次嬗变，直接影响了东亚国际格局。近世的西学东渐，构成欧洲文化对东亚的第一次冲击。第一阶段的日本西学“南蛮学”激活丰臣秀吉的帝国梦，导致万历朝鲜之役的骤发，东亚国际格局变化明显。德川幕府锁国期间，第二阶段的日本西学“兰学”兴起，人才辈出。19世纪40-50年代，欧美列强在建构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对东亚发动的第二次冲击。日本再次被激活，幕末改革，明治维新。近代化与武力崛起并行，侵吞邻国，嬗变为世界级大国，日本成为东亚国际格局的主导国。从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车疯狂奔不止，最终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与“大东亚共荣圈”同时崩溃，东亚国际格局巨变。战后初期，美国的单独占领与民主化改革第三次激活日本，社会历史面貌为之一变，对东亚国际格局影响深远。

2. 自近世以来，随着世界联为一体，中日关系日益成为世界中的双边关系，影响东亚国际格局。在近世，西欧人带来的“弗朗机”与“铁炮”出现在万历朝鲜之役的战场，中日欧三者互动，展示了中日关系的世界色彩。在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了日本改革图变的预警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两国竞相展开早期近代化的尝试；明治维新期间，中日两国采用近代条约的方式，建立邦交关系。在英美支持下，日本以中韩邻国的沉沦为代价，由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嬗变为主导东亚帝国主义强国。昭和初期，日本再次追逐独霸中国与东亚的帝国梦，挑起14年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联合作战，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在抗战中浴火重生。在战后，无论是冷战敌对，还是邦交正常化乃至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演进均与世界形势关联密切，构成东亚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3. 尽管近世、近代的两次帝国梦均以失败告终，帝国梦在日本并未成为过去。战后初期，美国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实行非军国主义化的民主改革，随即结成美主日从的特殊关系。冷战期间，日本依托美国，顺势而为，嬗变为世界级经济大国、东亚经济开发的头雁。骄人的经济成就与历久弥新的“帝国情结”互动，日本右翼痴迷帝国残梦。从肯定“大东亚战争”到为“大日本帝国”正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成了重温帝国梦的主要手段。从文部省核准否认南京大屠杀、殖民统治罪行的历史教科书，到“自由主义史观”泛滥，编写发行《新历史教科书》；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再到安倍内阁解决集体自卫权，伴随着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种种试图复旧的举动层出不穷。错误的历史观多年滋养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修改宪法正成为再现帝国梦的入口，值得高度关注。

（本文转自：《辽宁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宋成有：16世纪以来西方冲击下日本的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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