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出现较好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希望在鸠山任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了争取日本，中国以宽大为怀，于1956年4月决定对关押的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1956年6月，宣布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对45名罪行特大的战犯也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并同意日本亲属在其服刑期间可以来华探视。

另外，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初步有了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打算。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回忆，他们在起草有关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时，“有的同志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灾难，坚持要在决议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赔款”。当时他们都认为，“既然苏联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问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也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物，我们要求日本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将此想法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当场明确地指示我们：“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轻审判了战犯，并打算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鸠山内阁由于美国的压力及内部亲美路线的制约，未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向前迈出大步。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推行亲台湾、敌视大陆的恶化中日关系的政策，并竭力鼓吹台湾反攻大陆，阻挠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了缓和中日关系，中国在1958年1月，由廖承志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新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之正常化。

1960年6月，岸信介下台，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转机，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的战争赔偿问题已基本上明确了要放弃的立场。

196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溥杰夫妇（博杰之妻为日本人）时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回答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出现赔偿问题，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首先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愿望，就应该有诚意、有准备、有步骤地来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问题。当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陈毅的这段话表明，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进入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对于田中的态度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讲话中表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月18日，田中内阁通过了对在野党国会议员提出的中日关系问题所作的答复，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8月11日，日本大平外相在会见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为了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日本外务省组织了由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负责的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工作小组所顾虑的是如何能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又不否定日台和平条约，此外便是中国对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明确态度。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胀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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