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隆的政治神道论

“皇道”“大教”“祭政教一致”这几个概念，是在儒学者们为提高尊皇意识而倡导神道祭祀、天皇崇拜过程中普及起来的。另一方面，国学者们也开始朝“皇道”论、“祭政教一致”论靠拢。

平田笃胤（1776～1843）等倡导复古神道的国学多数派，坚持排除儒学、佛学，用日本自古以来的神道统合日本人的生活。但是在基督教传入的威胁下，不联合儒学、佛教的力量就难以创建出近代国家。于是在国家统合的层面上，在以天皇崇拜为基础保持统一这一前提下，针对多样的国民精神生活现实地进行处理的论调抬头，开始向儒学的“皇道”论及“祭政教一致”论的立场靠拢。该动向的代表是与长州藩毗连的津和野藩中以大国隆正为首的国学者们。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津和野藩作为长州藩的盟友，很早就加入到王政复古的现实行动中来，在维新政权中占尽地利，接近了中枢位置。另一方面，在津和野藩的藩校养老馆，国学研究盛行，冈熊臣（1783～1851）、大国隆正（野之口隆正，1792～1871）等有能力的国学者得到任用。藩主龟井茲监根据冈熊臣和大国隆正的思想尤其是大国的思想，在明治维新以前即实行神佛分离，导入神葬祭；减少寺院，规劝僧侣还俗；统一神社祭祀仪式；在养老馆里合祭楠公（楠木正成）和家祖元武神灵，大肆进行供奉。

大国的思想中神儒调和的色彩浓厚，他的神道观是天照大神的“政治、道德之神道”[玉悬博之：《幕末的“宗教”与“历史”》（『幕末における「宗教」と「歴史」』）]，重视强调上下关系的“教”；认为应随着形势的发展时而表现出柔软态度对应“外教”，保持日本在世界上的精神优势，期待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实现天下大治；认为神武天皇进行的天皇祭祀，是具有现实性的“政治、道德之教”的样本。

大国认为，《日本书纪》神武天皇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中提到“吾皇祖自天而降，照耀庇佑朕。今诸夷已平，海内无事，特祭天神，行大孝”，重现了神武天皇祭祖神、行大孝之场景，是新国家伦理规范的根本[大国隆正：《神祇官本义》（『神祇官本義』），1867年]。他相信通过“天皇的祭祀”和在此基础上的忠孝教化可以复古到乌托邦式的“神武创业”。

《新论》著者会泽正志斋主张回到琼琼杵尊，树立“祭”“教”的主干；同样的目标，大国隆正则主张回归到神武天皇来实现。这两种主张在明治维新后的“天皇的祭祀”中，分别通过元始祭和纪元祭来具体现实。

津和野派国学者的包容主义

维新后，津和野藩主龟井茲监和家臣福羽美静等成为神道行政的主要旗手，其政策内容有不少幕末已在津和野藩中实行过。当然，维新初期的神道行政并不仅是按照津和野派的主张进行，但在政权内部津和野派很快压倒了平田派，1868年他们控制了神道事务局，掌握了行政主导权。

当时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力图通过改革朝廷旧习以实现“神武创业”的理念，津和野派一边向其靠拢，一边强力推进“天皇亲祭”。他们和欲把天皇的人格权威置于中央集权中心（天皇亲政）的藩阀领导者们相呼应，强调天皇应亲自进行神道祭祀（天皇亲祭）；在发布“五条誓文”（1868年/庆应四年）时，也用“誓祭”的形式反映其意图。天皇成为政治君主和成为最高祭主同步进行，以图实现祭政一致。

另外，关于“五条誓文”发布不久发生的浦上基督教徒处理问题浦上基督教徒事件，浦上为地名，现长崎市，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该地区基督教徒共受到四次镇压，文中提到的是第四次。1867年，该地区表明自己信仰的基督教徒被江户幕府下令逮捕并受到拷问，1868年明治政府下令将信徒们流放。，津和野派反对对其过度镇压，强调通过以神道为中心的国民教化来对应。他们认为同基督教的对抗，不应是镇压，而是提倡神道之“教”——龟井称之为“皇国固有之大道”，福羽称之为“压倒他教的大道教”，大国则称之为“御一新之神道”，强调“教”对国民教化的意义和“天皇亲祭”的“祭”的意义。二者相结合，汇聚为“祭政教一致”一词。

“祭政教一致”的理念

“祭政教一致”一词，成为津和野派天皇祭祀、神道教化政策的关键词。神道学者阪本是丸、武田秀章一一实证了津和野派的这一方针在具体政策中的表现[阪本：《明治维新与国学者》（『明治維新と国学者』），武田：《维新期的天皇祭研究》（『維新期天皇祭の研究』）]。1869年（明治二年）东京奠都被看作“神武创业”的伟业之一，当时天皇在伊势神宫的亲拜仪式也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新仪”，充分说明了“天皇亲祭”理念的影响力。

1869年神祇官宫殿建成，和中央的八神殿、东座的天神地祇并列，西座祭祀历代天皇的皇灵。这与大国隆正在《神祇官本义》中主张的重返神武天皇对众祖神行“大孝”的“神武创业”理念相一致，目的在于把天皇的祖先祭祀作为祭祀的根本、国民祖先祭祀的楷模，确立“忠”和“孝”二者一致的国体之“教”。该祖先祭祀逐渐从神祇官移到宫中的皇灵殿进行（1871年），这也是遵从了津和野派重视天皇亲祭的方针。武田章秀考察了这一时期津和野派所作被认为是写给岩仓具视的意见书，指出“第一、在国体的基础上祭政教一致，天皇兴立之事”这项中，提到了“天皇亲裁（中略）与政府同体，而祭教之权专享”[《近代天皇祭祀形成过程的考察》（『近代天皇祭祀形成過程の一考察』）]。

明治天皇

上述观点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新政府领导者们提高天皇神圣权威、树立中央集权政府的诸项政策相吻合。当时的天皇祭祀、神道教化政策，不仅在现实中具有成效，而且从国家神道的长期形成过程来看，该政策也极为巧妙。以天皇为神道最高祭主的政策成为国家神道“祭”领域的核心；国民教化的方针经过宣教使、教导职制度，最终形成学校教化这一有效的方式。津和野派的祭政教一致路线成为明治政府国家神道（特别是“教义”层面）的基本路线，可以说正是津和野派的祭政教一致路线为以后逐步变成现实的国家神道提供了蓝图。

以政治职能为中心的神道论

支撑上述津和野派天皇祭祀、神道教化政策的思想的特点是：重视政治上的有效性。从如何正确有效行使“治”（“政”）的角度出发把握天皇祭祀、神道教化，审视其原本应有的“祭”“教”的职能。作为神道思想，它把着重点放在天皇统治上，在从天照大神到当今天皇的谱系中发现神圣权威源头的观点颇具新意。

与其他国学流派相比，与推崇天照大神的本居宣长思想的政治性有相近的一面，但与更关注个人灵魂去向、幽冥界主宰神（大国主神）、宇宙主宰神（天御中主神）的平田笃胤的思想有相当的距离。笃胤的国学以豪农层为旗手，以与“草莽”之人即平民百姓的连带为目的。与此相对照，津和野派的政治理念的对象是集权政治中枢的高级官僚者们。

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大国隆正把民众神道的宗教性定位于安定民心的手段，它本该由国家直接负责，位居神道之下[桂岛宣弘：《幕末民众思想研究》（『幕末民衆思想の研究』）]。

大国在这里强烈意识到以基督教为首的世界其他宗教（“教法”）的存在，他主张在神道内部建立与基督教相匹敌的高度完善的体系，在国外亦能发展传教，这也与他曾在长崎游学、在一定程度上通晓洋学文献的经历相吻合。

大国说国家在宣扬神道的问题上，要区分神道的两个形态，即“圣行神道”和“易行神道”。“圣行神道”是在充分理解《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国儒学与道家思想、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西方基督教及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日本本国之教法，化导异域”文化者，即传授给有足够知识及能力的人。“易行神道”则是“圣行神道”的一部分，以开化“愚夫愚妇”，应传授给“笃行平常诸行”之人（『極意存念書』）。该“圣行神道”即相当于“皇道”。

平田笃胤对民众神道有亲近感，有把民众神道纳入神道神学体系的倾向。与此相对，大国的神道则以天皇为中心，以古典为范本，以确立“圣行神道”为目标，几乎没有吸收民众神道的倾向。

作者简介：岛薗进，1948年生于日本东京都，宗教学者。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名誉教授，上智大学神学部特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宗教史、宗教理论。

《国家神道与日本人》，岛薗进著，李建华、率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