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

巴黎和会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6日第49版，作者：雪珥，原题为：《日澳缠斗引爆五四》

即将到来的2015年10月31日，是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实施40周年纪念。40年前，这一法律正式终止了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使澳大利亚走上了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的大道。华人是“白澳政策”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众所周知，“白澳政策”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淘金时代对华工的歧视。而鲜为人知的是，曾经同样作为“白澳政策”等种族歧视政策受害者的日本，却在“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上，策略性地刻意高调宣示种族平等，攻击“白澳政策”，利用澳大利亚对“白澳政策”的偏执式坚持及美英对澳大利亚的迁就，最终以放弃反种族主义为筹码，换取了列强对其攫取在华特殊利益的认可，最终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段五四前夕的国际博弈背后，不仅有外交战场上的精细操盘，更能体现国际政治的冷酷无情。谨以此文，不仅纪念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的终结，更期待警醒同胞：自强才能自立！

三角恋、三角链

白色袋鼠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故事要从那只“袋鼠”开始。

以英国后裔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是建立在“黄色亚洲”门口的“白色国家”，澳大利亚人以袋鼠般的敏锐与警觉，提防着亚洲，先是中国，后是日本。

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发现了金矿，在此后的20年间，约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他们把这里称为“新金山”，而将同样出产黄金的美国三藩市从“金山”改称“旧金山”。

无论“旧金山”还是“新金山”，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这些脑后留着“猪尾巴”的东方人，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工人廉价。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也不酗酒作乱，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就是那些拼命想摆脱“无产”的“无产者们”。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令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如1860~1861年发生在澳洲的Lambing Flat暴乱，华工遭到血腥殴打，而在当地议会拒绝批准排华协议后，暴动者开始武装攻击政府机构，政府不得不调集军警开枪镇压。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种族关系，迅速由争夺就业机会的市场问题，上升为影响澳洲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1851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府墨尔本）总督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淘金地区种族冲突的解决之道，该委员会决定从1855年开始向华人收取“人头税”，以抬高华人入境的门槛。这一办法迅速被各殖民地效仿。

尽管遭到了农场主与企业主们的抵制，强大的劳工组织还是占了上风。到1888年，澳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立法限制亚洲人入境。甲午战争后，“黄祸论”在西方成为潮流，西方普遍担心日本率领着亚洲崛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总理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对所有非白种人的移民限制，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但这却与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南澳及塔斯马尼亚三个殖民地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冲突，限制法案无法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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