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一人当场晕倒，代表团紧急会议后，决定坚决拒签和约。中国国内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在给了代表团以强大的民意支持的同时，也将忍辱负重的代表团戴上了“卖国贼”的桂冠。

同样地，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日本民众也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种族平等条款没有被加入国联盟约，这是日本的惨败，更是文明世界的耻辱，舆论充满了反西方的火药味。而对于日本攫取到山东特权，他们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皇军将士”浴血奋战应得的战利品，何况，山东实际上已经在日本的占领之下。

澳大利亚一片欢腾，休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后，向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保卫“白种澳洲”的伟大胜利，“这将保证澳大利亚与其立国时同样坚若磐石” 。

只有一个人在深深地忧虑，他就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匹尔斯。他坚信，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是任何一个有着高尚精神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将逼迫日本乃至亚洲成为自己可怕的敌人。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被两个梦魇困扰着，一是担心自己微弱的人口（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仅有340万人）被庞大的亚洲人口淹没或“污染”；二是担心大英帝国的宿敌俄国突然挥军南下，夺取澳洲。但日俄战争后，这两个梦魇便合二为一，梦中的主角都成了迅速崛起的日本。对“鬼子进村”的担忧，成为澳洲制定基本国策的出发点和动机。

“鬼子进村”，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红利支持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庞大的中国市场甚至英国国旗覆盖下的印度市场，都被日本人占领，到1914年，世界棉纱出口量的1/4来自日本。更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边都对日本猛抛媚眼，指望这只东亚猛虎在对方的背上插上一刀。经过多方权衡后，日本将绣球抛给了由自己的“老大哥”英国率领的协约国，但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参战的目的就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以获得在亚洲的权益”。

日本人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而是将它强大的军事机器砸向了太平洋上那些没有设防的德属群岛，以及兵力微薄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与此相对应，倒是当时羸弱的中华民国，似乎又充当了一次“冤大头”，派出了几十万劳工，长途跋涉到欧洲，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为协约国充当“支前”苦力，牺牲巨大。

战争又一次令日本人获得巨额利润。在战争需求的拉动下，日本重工业景气斐然，造船业规模成倍增长，而对外贸易方面，对英美的出口翻了一番，对中国的翻了两番，对俄国的增长了六倍！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日本货到处倾销，尽管质量并不可靠，并且因盗取知识产权（设计、商标等）而与西方不断摩擦，但盈余惊人。

加拿大总理博登惊呼： “世界上只剩三个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而澳大利亚人也看到了来自这个矮小邻居的巨大威胁，战争刚结束的1918年，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就发出了严重的警报：勤勉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各地扩散，“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否则，就得像我的祖先那样从富饶的平原退居到崎岖贫瘠的山区”。

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协约国，在巴黎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分红派息”，已经跻身大国行列的日本，派出了64人组成的代表团，由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率领，其中的随员，后来闻名世界的就有近卫文（ “二战”时的最后一任日本首相，被盟军作为战犯绞死）及吉田茂（牧野伸女婿，“二战”后的第一任日本首相）等人。

日本代表团给自己设定的“金牌”计划有两项：A.夺取德国在中国及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的权益；B.在国联组织中推动种族平等议案。A计划将直接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B计划则与奉行种族主义国策的澳大利亚冲突。

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亮相于世界的中国，也派出了包括5位外国专家在内的65人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陆征祥为首，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政府代表王正廷。国民党的汪精卫，则随团“考察”。

澳大利亚派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但规格很高，包括了现任总理休斯，前任总理、现任海军部长库克。

一场外交大戏，将在歌剧之都巴黎上演。

“鬼子进村”

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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