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近代”却选择了一条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因此，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使中国面对过许多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并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质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释“民族”与“国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民族是“汉”与“满”，而不是在内涵上可以与“国民”部分一致起来的“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选择走民族国家的道路，首先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就不能不说明国家疆界所在。然而，按照“民族”的范围确定国家疆界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自称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革命家们，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也与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有许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活动，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些日本人的活动背景上，有没有日本“民族国家”思想的痕迹?革命家们之所以选择了走建设民族国家道路，与这些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之间有无关系?反言之，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与革命家们选择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如果以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日本人为什么会支持革命家们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他们在革命家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的问题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究竟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人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支持了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辛亥革命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黑龙会与“革命的摇篮”

1916年6月，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的最高首领、代表(有时又称“主干”)内田良平以其个人名义秘密地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手写的《对支私案》，其中有这样一段画龙点睛之语：“将支那本部置于共和政体下，以国民党或国民党系中有德有力者为执政;再分割满蒙及西藏三地委托于宣统帝进行统治，同时将其变成日、英、俄的保护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保护权进行限制;从而使(日本—引者)帝国居于实际掌握全部统辖权的地位，此即本私案之梗概。”《对支私案》的主题，与内田良平、或者是他以黑龙会名义在1913年以后就日本的中国政策所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或发表于各种场合的言论异曲同工，其中尤以《对支问题解决鄙见》最为有名，因为他在文中提出的中日《国防协约私案》，事实上成为日后“21条”的蓝本。然而，《对支私案》在说法上却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如果说要国民党或国民党系掌握政权，就要以形成一大亲日潮流为要。如果旧约法时代约占当选议员总数七成的国民党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亲日派的理由的话，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如果满蒙及西藏的处分方案得到实现，这样(中国——引者)就可以减少领土被分割之虞，还不会伤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帝国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充，并且毫无疑问能够在指导民国方面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时对于民国来说，不仅可以因此一举得以有效转用全部的前朝优待费，同时民国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实得到实现完全统一之利益，何况这也能让革命的目的之一、即兴汉灭满的宣言得到真正实现。我坚信自己的这一私案实为铁定的最和适宜的对支政策，因此希望诸公能够在斟酌之后快刀乱麻一断了之。”

在主张分裂中国的事情上，内田良平之所以敢于说得如此肯定、具体，理由应该与他以及日本黑龙会势力长期以来一直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关。孙中山1897年8月第二次来日，9月中下旬结识了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大陆浪人。所谓浪人，原指离开了自己所属藩到处流浪的武士阶层。到了幕府时代末期，浪人出于改变自身地位的目的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此时一部分出身平民的人也开始自称浪人。而这部分浪人之中，此后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大陆(主要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就成为了所谓“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下文还将述及，大陆浪人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其中许多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的思想，支持日本对外扩张。

9月27日通过孙中山通过平山周的介绍，与同大陆浪人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家犬养毅见面。平山周又经过犬养毅的介绍，从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那里为孙中山拿到了在日的生活费用。[6]平冈是日本大陆浪人的重要母体、福冈的玄洋社的第一任社长，与头山满、箱田六辅同被称为“玄洋社三杰”，日后为了支撑玄洋社的对外活动而开始经营矿山，并进而进军政界。内田良平即是平冈的外甥。此次孙中山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中国国内戊戌变法失败，日本大陆浪人参加了救助戊戌变法领袖的活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分别陪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由香港来到了日本。他们也曾极力促成保皇党与革命党联合，但是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孙中山此次在日本期间，结识了许多对中国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日本政界和财界人士，也包括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头山满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的“大陆浪人”的头目。

因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这让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日本大陆浪人极端仇视俄国。内田良平等人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纷纷渡俄，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为据点，通过开设柔道道场、利用日本妓女接触俄国军官等方法观察俄国实力、盗取俄军情报和分析俄国对清国政策动向，并配合日本军参谋本部所派出的伪装成京都西本愿寺符拉迪沃斯托克别院僧侣在此活动的谍报人员花田仲之助中佐，以及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村怡与造等直接侦察俄国驻军情况。内田良平1898年从俄国回到日本后即提出了“对俄必战论”，鼓吹日本应该率先对俄发动战争。正是在这年秋天，经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希望内田良平支援他发动革命，内田良平告诉孙中山，“支那革命”的先决条件应是日俄开战，不然俄国就会趁乱掠夺中国领土。而孙中山告诉他：“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恢复被俄国所侵占失地当为易事，何况还有“日支提携”掣肘俄国。于是内田良平告孙：如若中国革命在先，他即停止对俄计划，首先支援孙中山的行动。

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时，的确得到了宫崎滔天、平山周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人的积极援助。然而，按照内田良平等人日后的解释，当年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始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孙逸仙等人的革命思想以灭满兴汉为标志。汉民族的革命成功了，成为失败者的满洲民族只能将自己的衰残命运托付给北方的故乡满洲，自然就要依赖俄国，这时我国就可以与革命成功了的新支那互相提携以对付俄国的南下政策，从而席卷满洲与西伯利亚，将这些地区置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中，因此确定东亚大势，将我皇德遍照大陆之地。这种做法可以在拯救东亚危局的同时扩张我国国势。我们东方志士正是能够从这种大的视野出发，所以才开始参加筹划支那革命。爱国与义侠的两种精神的结合，让我们的心脏开始在清国南部耀动。”也就是说，日本大陆浪人之所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是在将东北地区最终纳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目的驱使下开始的。而之所以让他们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就是革命派所提出的“灭满兴汉”的政治主张。

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内田良平再次埋头于其挑动发起日俄战争的活动中。1901年2月，他发起成立了日本的大陆浪人组织黑龙会，所打出宗旨为：出于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了防止西力东渐和经纶东亚，目前最为紧急的就是与俄国开战并将其赶出东亚，在此基础上将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变为一团从而打下经营大陆的基础。之所以取名为黑龙会，就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以流淌在满洲和西伯利亚之间的黑龙江为中心的“经营大陆的大业”。内田良平被推为黑龙会的主干，黑龙会的本部就设在当时位于东京市芝区西久保巴町的内田良平的家中。黑龙会的主要成员多为玄洋社出身，初建时的第一批会员中，除了内田良平外，深得孙中山信赖的平山周和深得黄兴信赖的末永节也在其中。内田良平此后一直是黑龙会的最高首领，头山满后受到邀请就任黑龙会顾问，对黑龙会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黑龙会的正式成员。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法国再次来到日本东京，此时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时期。在宫崎滔天等人的介绍下，孙中山与留日清国学生中具有“革命”思想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取得联系，决定合并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与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于7月30日召开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为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筹备会议的会址就是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赤坂区桧町的住处。参加会议的除了以留学生为主的70人在日中国人之外，还有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末永节三位日本人。前已述及，内田和末永就是黑龙会的成员。更加重要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同盟会的名称、宗旨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会誓词，并由孙中山带领出席会议者宣誓入会。据说当天因为来人太多，内田良平家日式房屋的地面都被踩塌。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头山满、犬养毅、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人又成立了“有邻会”，从财力和等方面支持同盟会。因为以上种种关系，黑龙会称这一时期为“支那革命党的摇篮时期”。言外之意不言而喻：这种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中国革命就是在日本由他们这些所谓的“东亚先觉志士”所哺育的。

“大陆经营”与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发生后，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萱野长知、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当时电文中多使用喜多辉次郎的名字，日语中喜多辉次郎与北辉次郎读音相同)等与黑龙会有着紧密关系的大陆浪人纷纷赶来，通过他们与革命党核心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参与了辛亥革命的各种活动。宫崎滔天跟着陈其美(当时孙中山尚未回到国内)，末永节、萱野长知跟着黄兴，北一辉跟着宋教仁，而在日本国内与这些进入革命领导中枢的日本大陆浪人进行联系的，主要就是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这从宫崎、萱野和北在给日本国内发报时总是将内田良平放在收电人首位一事中就可以看出。内田良平利用他与日本国内各界的关系，应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的要求，积极筹措军火和资金，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例如，内田良平11月25日就向到达上海投入陈其美阵营不久的宫崎滔天发电报，告知他可以用非常低的价钱购买到外套15000套，绒毯4000张，询问这些物资对革命军是否可以派上用场。

内田良平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井银行借款。1911年12月12日上午10点50分，内田良平给上海的北一辉发电：“昨夜原口电报所谈之事，实为费尽苦心方成之事，时机不可放逸。”而在当天下午六点，宋教仁和陈其美即回电委托内田良平为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和李平书的代理人，办理以“年利七分”从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事宜，包括缔结契约和接受现金。1912年1月25日下午，内田给北一辉发电报告知：可以借到30万到50万，但年利为“8分5厘”，手续费10%，不需担保或以革命军军票担保，债务人为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宋教仁当夜10点回电，对内田为30万借款成功付出巨大辛劳表示深深感谢，并告知将有人送去1万5千元，“虽然很少，但请作为外交及其他活动费收下。”与此同时，内田良平还接下了为革命军输送武器的工作。1912年1月25日下午，北一辉给内田发报，请他帮助检查利用三井银行借款通过三井、高田和大仓等日本商社购进的武器，而内田良平则立即找来日本军人帮助一起前去检查武器质量。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聘请多位日本人为政府顾问，包括聘请内田良平为外交顾问，这也是对内田多年来支持中国革命功劳的肯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率先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1月下旬即开始计划派遣宋教仁到日本进行活动。而他们找到的日本方面的主要联络人， 又是内田良平。但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派别林立，宋教仁在日本的活动如果取得成果可以增强他的威信，否则反会授人攻击口实危及到宋教仁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与日本大陆浪人有着密切关系、被他们视为“亲日派”的实力人物宋教仁被排除出权力中枢之外，其实也是日本大陆浪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于是，北一辉和内田良平等人，为了能让宋教仁不虚此行，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22]1月29日日本的国会议员记者律师等一百多名在上野精养轩聚会，要求日本政府在其他国家之前迅速承认“支那共和政府”。2月3日，北一辉再向内田良平、以及有日本政界黑幕之称的浪人领袖人物杉山茂丸等人发电，说明对于宋教仁之行，“孙逸仙的确也请求了犬养君给予帮助，然该君一直采取攻击(日本——引者)政府的态度，故孙氏也没有抱太多期待。”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就是这次最主要还是要靠内田良平。

2月6日，北一辉再次以长电向内田良平等人强调宋教仁此次访日之意义：宋教仁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可以一举奠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亲日派”的扎实地位;为了日本的利益，有必要将此次功劳记在宋教仁身上。因为各国为了争取在华利益，所以现在不分南北、竞相向各方提供援助、供给军队及武器。而日本军人和浪人在武昌起义时竟然贪污25万元，此事招致武昌到处贴出禁止日本人入内的标语;而在进攻南京时，日本的商社甚至卖出已经称为废铁无法使用的武器，以致社会舆论和临时政府中的亲美派再次拿出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观”攻击亲日派和日本本国。所以此次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充分通过此次机会表明支援革命政府的态度，既能够挽回日本的形象，也能够帮助亲日派在新政权内站稳脚跟、强化地位。但是，杉山茂丸2月7日提出宋教仁来日三条件，即必须具有临时政府赋予的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资格，不以日本政府之外任何人为交涉对象，不要求虚荣繁华的外交礼节。其言外之意，不外乎是既要宋教仁具有代表新政权做出最后决断之权限，以便日本政府在谈判时可以真正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不承认宋教仁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外交使节身份，以不得罪清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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