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偏居海岛，因此，在其文明形成的早期并未与东亚大陆形成十分密切的联系。4世纪至5世纪，日本岛上的“大和朝廷”主动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加强了交流，儒学便在此时同汉字和农业技术、制造技术一起传入了日本。但儒学传入日本后并未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及6世纪中期传入日本的佛教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文化传统。日本学者家永三郎指出：“儒教在古代和中世，盖为训诂注疏之学，思想性稀薄”，因此，日本儒学很长时间内只是作为一种教养，居于佛教特别是禅宗佛教的从属地位。到了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观，而进入江户时代后，儒学开始独立发展，进入其在日本的全盛时期。

江户初期，虽然德川幕府对拒绝被纳入幕府支配体制的基督教实行了严厉的“禁教令”，但并不排斥未威胁到既成秩序的神道教和佛教。由于神道教没有原始经典，教义中不存在与幕藩权力相冲突的要素，所以幕府在不至于威胁自身统治的限度内对神道教采取了消极保护的政策，即允许神社及神道教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时对神社施行一定的行政控制。因此，江户时期神道教习俗和神道教信仰得到了培育，神道教信仰的普及和通俗化成为江户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特色。

到了江户中后期，随着幕府强化对基督教的禁教政策，对佛教也施行了本末制度和寺檀制度。所谓本末制度，即为佛教各宗派确立本寺、中本寺、直末寺、孙末寺等金字塔结构的上下统属关系，以加强对佛教的统合与管理。所谓寺檀制度，即幕府规定各家各户与寺院建立特定的联系，民众在结婚、旅行或担任公职等时有义务请对应寺院开具文书，以证明其不是基督徒，而是该寺院的“檀家”（施主），以加强对教徒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幕府对佛教的规制并非有意打压佛教的发展，反而鼓励佛教各宗各派展开宗学研究。所以佛教各宗派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与同样作为维护幕藩体制理论根据的朱熹理学相结合的倾向。“各宗各学的这种结合，大多采取了将佛教的‘四恩’、‘五戒’、‘十善戒’等说教，同五伦五常的伦理观相结合的形式”。佛教各宗学的体系化、多样化、普遍化、生活化成为江户时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德川幕府对佛教的政策表明，幕府并不关心佛教各宗派原本的教义，只是想发挥佛教在葬祭礼仪方面的功能，将其视为统治民众的工具。真正成为江户时期封建秩序思想基础的既非神道教，亦非佛教，而是儒学，特别是儒学中的朱熹理学。

随着德川幕府统治渐趋稳定，走出战乱后的日本国民重新开始了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幕府也急需借助某种思想的力量帮助其实现从“武治”到“文治”的转向。以藤原惺窝（1561—1619）和林罗山（1583—1657）为代表的朱熹理学恰好迎合了这个时代日本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需求，被奉为幕府的“官学”，占据了江户时代思想学问的中枢。德川幕府初创期的统治者，以主仆关系和家族制为核心，在封建武士团内部建立起了严密的阶级组织。为了进一步将这种上下尊卑分明的阶级秩序推广到全社会，从而稳定统治，朱熹理学派思想家们所主张的“五伦”道德受到了幕府的保护，上升到了官学的地位。根据朱熹理学的“理气之说”，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和“气”结合而成。“理”是内在于万物的普遍原理，是宇宙最终的根据，它由于“气”的作用显现为万物，从而取得特殊的具体形态。当“理”内在于人心的时候，便成为本然之性，即先天的本性，同时又作为“五常”规定着人类根本社会结合关系的“五伦”。这样，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上下贵贱之义”，便从作为先天本性而内在于人心的宇宙普遍原理——“理”中获得了道德永恒性和正当性，从而为江户幕府的封建统治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但正如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所指出的那样，朱熹理学这种从自然法则中援引出的社会秩序的推行，需要以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性为前提，一旦社会的现实秩序失去了稳定，自然法则作为现实秩序逻辑基础的想法必然要失去威力。到了江户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不但商人的地位越发重要，而且出现了具有商人兼地主性质的新兴地主阶层。此时，儒学者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封建古典伦理的基础性地位被动摇，儒学内部开始出现新的倾向，诞生了代表在野地主阶级及闲居京都贵族的古学派和代表中小地主及下层士族的阳明学派等诸多新儒学流派。这些脱胎于儒家思想的新学派试图对传统的儒学进行解构，它们的出现既对传统的儒学形成了冲击，同时也加速了儒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使儒学开始真正走出庙堂，成为日本社会从贵族到平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