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西之水

对于日本史研究者，英国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Satow 1843—1929）的著作无疑是重要的一手史料，毕竟他是西方世界“睁眼看日本”的第一人。

作为英国最早一批日语翻译，萨道义从1862年开始广泛参与到对日外交中，不仅以自己姓名的谐音“萨道爱之助”融入日本生活，一步步荣升英国驻日公使，他与日本女子所育之子武田久吉更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彼时维多利亚英国称霸全球，萨道义却将人生大部分青春倾注在这个狭小的东方国度，却又是为何？

生麦事件：东亚与西洋的隔阂

1862年9月14日，日本生麦村（横滨境内）发生一件砍杀事件，萨摩藩（鹿儿岛县）武士拔刀而起，袭击4名英国人，造成1死2伤。

这起“生麦事件”成为日英两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单纯从萨道义的描述来看，日本武士上来就砍人，自然野蛮，应当担负全责；然而从日本角度看，所有藩主家族的仪仗队列都有权不受平民打扰，而且4名英国人已经逆行到岛津久光（三郎）的座驾附近，不仅冒犯礼仪，更造成安全风险。在武士的逻辑里，保卫主君安全的正确方法只有砍人一途。

两种解释象征着日英两国的文化区别，也同时象征着两种文化处于敌对态势。萨道义提到日本人“随便撕毁合同、搞些商业欺诈简直是家常便饭”，而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也因欧洲人道德素质水平低下而被形容为“欧洲的垃圾堆”。一边是“骗子”，一边是“垃圾”，两者无疑会处于一种“互觉野蛮”的态势中。

于是“血腥的袭击事件”也就成为萨道义“驻日生涯中极其普通甚至随时可能面对的危险”。从1856年美国公使进驻日本算起，到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日本总共爆发24次“攘夷”（袭击外国人）事件，年均2次。袭击者中，甚至包括日后热心西化、缔造整个明治帝国辉煌的“总设计师”伊藤博文；萨道义本人也在1867年前往江户途中遇到一次小规模袭击。

对于“生麦事件”，美国商人尤金·范·里德（Eugene Van Reed）有着另一番回忆。他在当日稍早时分也遇到萨摩藩队列，不过他随即脱帽致意，牵马立于路边，目送队列离去，整个过程也没有受到任何刁难。毕竟如同萨道义所观察的，“在日本礼仪中，起立被视作某种不敬”，日本平民见到“大名行列”（藩主仪仗队）都要跪在路边迎接，然而这位外国人只是站立便可，足见即便文化不同，萨摩武士也不是不讲道理。

由于这番记忆，美国《纽约时报》对“生麦事件”的评价也更为中立：“这件事错在理查德逊…对日本的主要贵族如此无礼，别说外国人，即便日本臣民也不能允许。条约虽给了他居住与贸易的自由，却没给他冒犯日本法律与习惯的权力。”

一直被斥为“未开化”的幕府时代并不是真的不“文明”。在江户、大坂等大型城市，出租屋的房东都会经营“辻雪隐”（公共厕所），收集排泄物作为肥料售卖给农家，使得城市整体非常干净。而在同时代欧洲国家，随地排泄早已是习惯，甚至一说认为高跟鞋的产生最早就是为了不踩到地面污物。萨道义的顶头上司、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在自己的《大君之国》一书里感叹道：“日本人是清洁之民…地面上没有污物阻碍通行，这在我去过的欧亚大多城市都不可思议”。

凿破坚冰：英国与雄藩合作

英国与日本雄藩的交往，可谓“不打不相识”。

为给“生麦事件”讨回公道，1863年8月，7艘英国军舰进入萨摩藩，意在用武力威慑对手。没想到萨摩藩并不怯战，用十余门大炮重创3艘英军舰船、造成英军伤亡60余人，代价则是鹿儿岛城整体遭到摧毁，损失惨重。战役虽然两败俱伤，萨道义却在战役中结识了几名志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萨摩武士，促使他对日本人开始改观。

到1864年9月，英国舰队与法国、美国、荷兰组成四国舰队，共同炮击主张“攘夷”的长州藩（山口县）领地，摧毁了全部沿岸炮台。面对欧美舰队来袭，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长州志士伊藤俊辅（博文）作为英语翻译主动与英国联络，协调双方停战。这次交涉中，萨道义发现日本人虽然一开始“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横强硬”，但很快就态度“和缓”，对各种要求“一一接受”，也“忠实地遵守了协议的规定”，“言出必行、值得信赖”的日本人终于出现在萨道义面前。横在日英两国之间的认知偏见逐渐溶解。

一方面受到英国“船坚炮利”威慑，一方面也因为意图推翻腐朽的江户幕府统治，萨摩、长州两藩志士逐渐联合起来。1865年夏天，萨摩藩通过英国商会购买军备，穿越幕府封锁把1艘“洋式舰艇”与“洋枪”1.4万梃送入长州藩；随后1866年2月，双方结成“萨长同盟”，约定“以恢复皇威为目标”，推翻江户幕府统治。

也在这段时间，萨道义难以想象的方式加入到幕末纷争中。

由于江户幕府常年只与荷兰人贸易，官方外语也就只有荷兰语一家，甚至西方科技、西医在早期都称为“兰学”、“兰医”。英国人来了，也只能先把英语翻译成荷兰语，再转译为日语，反之亦然，不仅程序繁琐，日本官员还可以经常装作听不懂，以拖延时间；然而萨道义这位精通日英双语的人才到来，彻底颠覆日英两国谈判局势，让英国在列强对日外交中占据先机。

由于地位提高，年仅23岁的萨道义认为自己年薪只有400英镑很不公平，要求把薪水提高到荷兰语翻译（500英镑）的水平，然而碍于“按资排辈”原则而遭到拒绝。失望之下，他开始匿名给横滨英文报纸《日本时报》（Japan Times）投稿赚点小钱，文章也从一开始文化旅游逐渐转为政治时事。其中1866年3-5月发表的三篇文章，被日本人翻译过去，集成所谓《英国策论》。《英国策论》仿照英国体制为日本提出一套解决方案：幕府将军并不是国家主权者，而是诸侯首领，然而目前列强与日本定立条约的对象都是幕府，缺乏合法性，也造成幕府旗下的各藩诸侯都想单独与英国定立条约；当务之急，应是废除所有现行条约，与天皇及诸侯开会共同定立新条约。

由于该文章提到“幕府不能代表国家”，应由“天皇与诸侯”共同执掌国家主权，一经发表便立即在日本倒幕志士心中激起波澜，一时间广为传抄，几乎人手一册，乃至于被称为“明治维新原型之文”。出于景仰《英国策论》，萨摩藩认为英国对倒幕运动呈支持态度，便尽全力实现新任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访问鹿儿岛。

这次访问中，萨道义作为翻译与萨摩志士领导者西乡隆盛会面，两人相谈甚欢，结下深厚友谊。针对这位著名的维新志士与明治元勋，萨道义评价道：“他拥有巨大如黑宝石一样发光的眼睛，然而一开口，亲和力却非常强”。1877年，在西乡隆盛掀起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前，萨道义还专程拜访，他也成为西乡隆盛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人。

经维新志士接连拼搏，1867年12月，江户幕府宣布“大政奉还”，将名义权力交还给天皇，自己退居为一大诸侯；1868年2月，不满于幕府依旧把持大量事实权力，维新志士鼓动天皇下诏“王政复古”，借鉴萨道义《英国策论》而建立崭新的中央统治体系，并掀起讨伐旧幕府势力的内战。

促进和平：英国斡旋日本内战

必须说，英国极大影响到1868年日本内战（戊辰战争）的结局。

明治维新史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外国势力对日本的搅动，然而有趣的是，萨道义虽然倾注大量篇幅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对各大政治人物的印象、乃至于自身所经历战役的细节，却唯独在英国如何介入日本政治总是一笔带过。考虑到他日后官至英国驻日公使，对政治细节语焉不详可以理解，但如果读者因此而失去了解历史的乐趣，便是得不偿失了。

由于萨摩、长州等藩兵组成的维新军队获得天皇认可，整场战争极为顺利，短短三个月时间，新军就从京都一路东进，逼近幕府大本营——江户城，而原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经历一系列失败以后，公开声明放弃抵抗。

虽然英国一直支持幕府对立面的萨摩、长州两藩，但他们并不希望日本出现大规模动乱，以免“攘夷派”借机袭击外国人居住地（事实上萨道义还记载了1868年爆发的三次袭击事件）。早在1868年初战争爆发起，英国公使巴夏礼就宣布本国政府定下“局外中立”的国策，英国舰队只能用以救援英国侨民；随后，他又带领萨道义等英国官员前往大坂、京都一带探听情况，确认“天皇政府”也会保证英国在日本的利益。

4月初回到横滨之后，英国公使馆迎来两位维新军队的使者。维新军队提出，由于未来要直接进攻江户，希望英国公使馆能帮忙筹备战地医疗。巴夏礼提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已经放弃抵抗的德川庆喜不应受到攻击，他甚至以拿破仑失败后未被处死为例加以警告。维新军队并未当即应允，于是这位公使愤而离席，中止会面，并派遣萨道义来到江户监视维新军队的行动。

针对巴夏礼一番施压，维新军队的事实统帅西乡隆盛迅速做了一个180度转变，从“武力讨伐德川庆喜”转为“和平解放江户城”，以包围为辅、以谈判为主，维新军队与幕府代表胜海舟最终达成“江户无血开城”协议。

4月28日，西乡隆盛专程来到英国公使馆向巴夏礼说明协议情况，而巴夏礼则进一步告诫“我们不赞成对前大君（将军）采取过于严厉的处罚，尤其是肉体惩罚”，否则“欧洲各国的舆论将为之哗然，人们对新政府的印象也可能随之恶化”。最终到5月3日，维新军队进驻江户城，德川庆喜也仅仅遭到流放处理。

整场日本内战中，英国公使虽然坚持“局外中立”原则，但他对关键问题适时适当表态，足以影响到维新军队在是否进攻江户、是否严惩德川庆喜。某种意义上说，若没有英国人插手，江户城能否保持原样完全无从得知；而若是战火殃及江户城，新生的明治日本是否会以江户（东京）为都，如今的东京能否有世界最大都市之威，也都难以揣测了。

之所以阻止维新志士“肉体惩罚”德川庆喜，还是由于英国人深入骨髓的贵族精神影响。这番贵族精神不仅唤起日本人骨子里同样流传千年的贵族精神，也帮助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不流血革命”。维新后，曾经的维新志士伊藤博文以英国为师，构建起贯穿整个明治时代历史的“华族”（贵族）制度，同时也仿照英国建立以“虚君”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整个国家进入法制化正轨。

1889年，伊藤博文主持制订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94年，日本与英国重新修订《日英航海通商条约》，在东亚国家中第一个结束不平等条约；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1912年，日本与美国结束不平等条约，就此崛起为东亚唯一一个逃脱殖民命运的国家。

游历之后

整本书结束于维新之后的1869年，萨道义随同公使巴夏礼离开日本返回英国，也似乎给人一个错觉：他与日本的缘分也就此而终。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1870年12月，萨道义结束休假，返回日本就任翻译，并逐步与日本高级政治家建立密切关系，直到14年后的1884年才调离日本；之后经暹罗（泰国）、乌拉圭、摩洛哥等地担任领事，最后又于1895年升任英国驻日公使。到1900年，他又调任英国驻华公使，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外交任务独当一面，立下汗马功劳。

累积5次驻日25年间，萨道义得以同日本女子武田兼结婚，并生下两个男孩。虽然反复调任各国，萨道义也长期远离家人，却一生再未另娶，没有让妻子成为普契尼笔下可怜的“蝴蝶夫人”。根据后人整理，萨道义一生共给妻子寄来超过500封书信，足见用情至深。

晚年，萨道义辞去一切官职，带领两个儿子到英国居住。不幸的是，长子武田荣太郎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只能放弃报考剑桥大学而从事农业；次子武田久吉则顺利从伯明翰大学毕业，回到日本以后先后就职于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成为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一直到1972年才以89岁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