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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英国的破冰之旅:《明治维新亲历记》

作者:佚名  来源:eeo.com.cn   更新:2018-4-29 11:36:35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萧西之水


对于日本史研究者,英国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Satow 1843—1929)的著作无疑是重要的一手史料,毕竟他是西方世界“睁眼看日本”的第一人。


作为英国最早一批日语翻译,萨道义从1862年开始广泛参与到对日外交中,不仅以自己姓名的谐音“萨道爱之助”融入日本生活,一步步荣升英国驻日公使,他与日本女子所育之子武田久吉更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彼时维多利亚英国称霸全球,萨道义却将人生大部分青春倾注在这个狭小的东方国度,却又是为何?


生麦事件:东亚与西洋的隔阂


1862年9月14日,日本生麦村(横滨境内)发生一件砍杀事件,萨摩藩(鹿儿岛县)武士拔刀而起,袭击4名英国人,造成1死2伤。


这起“生麦事件”成为日英两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单纯从萨道义的描述来看,日本武士上来就砍人,自然野蛮,应当担负全责;然而从日本角度看,所有藩主家族的仪仗队列都有权不受平民打扰,而且4名英国人已经逆行到岛津久光(三郎)的座驾附近,不仅冒犯礼仪,更造成安全风险。在武士的逻辑里,保卫主君安全的正确方法只有砍人一途。


两种解释象征着日英两国的文化区别,也同时象征着两种文化处于敌对态势。萨道义提到日本人“随便撕毁合同、搞些商业欺诈简直是家常便饭”,而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也因欧洲人道德素质水平低下而被形容为“欧洲的垃圾堆”。一边是“骗子”,一边是“垃圾”,两者无疑会处于一种“互觉野蛮”的态势中。


于是“血腥的袭击事件”也就成为萨道义“驻日生涯中极其普通甚至随时可能面对的危险”。从1856年美国公使进驻日本算起,到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日本总共爆发24次“攘夷”(袭击外国人)事件,年均2次。袭击者中,甚至包括日后热心西化、缔造整个明治帝国辉煌的“总设计师”伊藤博文;萨道义本人也在1867年前往江户途中遇到一次小规模袭击。


对于“生麦事件”,美国商人尤金·范·里德(Eugene Van Reed)有着另一番回忆。他在当日稍早时分也遇到萨摩藩队列,不过他随即脱帽致意,牵马立于路边,目送队列离去,整个过程也没有受到任何刁难。毕竟如同萨道义所观察的,“在日本礼仪中,起立被视作某种不敬”,日本平民见到“大名行列”(藩主仪仗队)都要跪在路边迎接,然而这位外国人只是站立便可,足见即便文化不同,萨摩武士也不是不讲道理。


由于这番记忆,美国《纽约时报》对“生麦事件”的评价也更为中立:“这件事错在理查德逊…对日本的主要贵族如此无礼,别说外国人,即便日本臣民也不能允许。条约虽给了他居住与贸易的自由,却没给他冒犯日本法律与习惯的权力。”


一直被斥为“未开化”的幕府时代并不是真的不“文明”。在江户、大坂等大型城市,出租屋的房东都会经营“辻雪隐”(公共厕所),收集排泄物作为肥料售卖给农家,使得城市整体非常干净。而在同时代欧洲国家,随地排泄早已是习惯,甚至一说认为高跟鞋的产生最早就是为了不踩到地面污物。萨道义的顶头上司、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在自己的《大君之国》一书里感叹道:“日本人是清洁之民…地面上没有污物阻碍通行,这在我去过的欧亚大多城市都不可思议”。


凿破坚冰:英国与雄藩合作


英国与日本雄藩的交往,可谓“不打不相识”。


为给“生麦事件”讨回公道,1863年8月,7艘英国军舰进入萨摩藩,意在用武力威慑对手。没想到萨摩藩并不怯战,用十余门大炮重创3艘英军舰船、造成英军伤亡60余人,代价则是鹿儿岛城整体遭到摧毁,损失惨重。战役虽然两败俱伤,萨道义却在战役中结识了几名志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萨摩武士,促使他对日本人开始改观。


到1864年9月,英国舰队与法国、美国、荷兰组成四国舰队,共同炮击主张“攘夷”的长州藩(山口县)领地,摧毁了全部沿岸炮台。面对欧美舰队来袭,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长州志士伊藤俊辅(博文)作为英语翻译主动与英国联络,协调双方停战。这次交涉中,萨道义发现日本人虽然一开始“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横强硬”,但很快就态度“和缓”,对各种要求“一一接受”,也“忠实地遵守了协议的规定”,“言出必行、值得信赖”的日本人终于出现在萨道义面前。横在日英两国之间的认知偏见逐渐溶解。


一方面受到英国“船坚炮利”威慑,一方面也因为意图推翻腐朽的江户幕府统治,萨摩、长州两藩志士逐渐联合起来。1865年夏天,萨摩藩通过英国商会购买军备,穿越幕府封锁把1艘“洋式舰艇”与“洋枪”1.4万梃送入长州藩;随后1866年2月,双方结成“萨长同盟”,约定“以恢复皇威为目标”,推翻江户幕府统治。


也在这段时间,萨道义难以想象的方式加入到幕末纷争中。


由于江户幕府常年只与荷兰人贸易,官方外语也就只有荷兰语一家,甚至西方科技、西医在早期都称为“兰学”、“兰医”。英国人来了,也只能先把英语翻译成荷兰语,再转译为日语,反之亦然,不仅程序繁琐,日本官员还可以经常装作听不懂,以拖延时间;然而萨道义这位精通日英双语的人才到来,彻底颠覆日英两国谈判局势,让英国在列强对日外交中占据先机。


由于地位提高,年仅23岁的萨道义认为自己年薪只有400英镑很不公平,要求把薪水提高到荷兰语翻译(500英镑)的水平,然而碍于“按资排辈”原则而遭到拒绝。失望之下,他开始匿名给横滨英文报纸《日本时报》(Japan Times)投稿赚点小钱,文章也从一开始文化旅游逐渐转为政治时事。其中1866年3-5月发表的三篇文章,被日本人翻译过去,集成所谓《英国策论》。《英国策论》仿照英国体制为日本提出一套解决方案:幕府将军并不是国家主权者,而是诸侯首领,然而目前列强与日本定立条约的对象都是幕府,缺乏合法性,也造成幕府旗下的各藩诸侯都想单独与英国定立条约;当务之急,应是废除所有现行条约,与天皇及诸侯开会共同定立新条约。


由于该文章提到“幕府不能代表国家”,应由“天皇与诸侯”共同执掌国家主权,一经发表便立即在日本倒幕志士心中激起波澜,一时间广为传抄,几乎人手一册,乃至于被称为“明治维新原型之文”。出于景仰《英国策论》,萨摩藩认为英国对倒幕运动呈支持态度,便尽全力实现新任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访问鹿儿岛。


这次访问中,萨道义作为翻译与萨摩志士领导者西乡隆盛会面,两人相谈甚欢,结下深厚友谊。针对这位著名的维新志士与明治元勋,萨道义评价道:“他拥有巨大如黑宝石一样发光的眼睛,然而一开口,亲和力却非常强”。1877年,在西乡隆盛掀起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前,萨道义还专程拜访,他也成为西乡隆盛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人。


经维新志士接连拼搏,1867年12月,江户幕府宣布“大政奉还”,将名义权力交还给天皇,自己退居为一大诸侯;1868年2月,不满于幕府依旧把持大量事实权力,维新志士鼓动天皇下诏“王政复古”,借鉴萨道义《英国策论》而建立崭新的中央统治体系,并掀起讨伐旧幕府势力的内战。


促进和平:英国斡旋日本内战


必须说,英国极大影响到1868年日本内战(戊辰战争)的结局。


明治维新史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外国势力对日本的搅动,然而有趣的是,萨道义虽然倾注大量篇幅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对各大政治人物的印象、乃至于自身所经历战役的细节,却唯独在英国如何介入日本政治总是一笔带过。考虑到他日后官至英国驻日公使,对政治细节语焉不详可以理解,但如果读者因此而失去了解历史的乐趣,便是得不偿失了。


由于萨摩、长州等藩兵组成的维新军队获得天皇认可,整场战争极为顺利,短短三个月时间,新军就从京都一路东进,逼近幕府大本营——江户城,而原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经历一系列失败以后,公开声明放弃抵抗。


虽然英国一直支持幕府对立面的萨摩、长州两藩,但他们并不希望日本出现大规模动乱,以免“攘夷派”借机袭击外国人居住地(事实上萨道义还记载了1868年爆发的三次袭击事件)。早在1868年初战争爆发起,英国公使巴夏礼就宣布本国政府定下“局外中立”的国策,英国舰队只能用以救援英国侨民;随后,他又带领萨道义等英国官员前往大坂、京都一带探听情况,确认“天皇政府”也会保证英国在日本的利益。


4月初回到横滨之后,英国公使馆迎来两位维新军队的使者。维新军队提出,由于未来要直接进攻江户,希望英国公使馆能帮忙筹备战地医疗。巴夏礼提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已经放弃抵抗的德川庆喜不应受到攻击,他甚至以拿破仑失败后未被处死为例加以警告。维新军队并未当即应允,于是这位公使愤而离席,中止会面,并派遣萨道义来到江户监视维新军队的行动。


针对巴夏礼一番施压,维新军队的事实统帅西乡隆盛迅速做了一个180度转变,从“武力讨伐德川庆喜”转为“和平解放江户城”,以包围为辅、以谈判为主,维新军队与幕府代表胜海舟最终达成“江户无血开城”协议。


4月28日,西乡隆盛专程来到英国公使馆向巴夏礼说明协议情况,而巴夏礼则进一步告诫“我们不赞成对前大君(将军)采取过于严厉的处罚,尤其是肉体惩罚”,否则“欧洲各国的舆论将为之哗然,人们对新政府的印象也可能随之恶化”。最终到5月3日,维新军队进驻江户城,德川庆喜也仅仅遭到流放处理。


整场日本内战中,英国公使虽然坚持“局外中立”原则,但他对关键问题适时适当表态,足以影响到维新军队在是否进攻江户、是否严惩德川庆喜。某种意义上说,若没有英国人插手,江户城能否保持原样完全无从得知;而若是战火殃及江户城,新生的明治日本是否会以江户(东京)为都,如今的东京能否有世界最大都市之威,也都难以揣测了。


之所以阻止维新志士“肉体惩罚”德川庆喜,还是由于英国人深入骨髓的贵族精神影响。这番贵族精神不仅唤起日本人骨子里同样流传千年的贵族精神,也帮助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不流血革命”。维新后,曾经的维新志士伊藤博文以英国为师,构建起贯穿整个明治时代历史的“华族”(贵族)制度,同时也仿照英国建立以“虚君”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整个国家进入法制化正轨。


1889年,伊藤博文主持制订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94年,日本与英国重新修订《日英航海通商条约》,在东亚国家中第一个结束不平等条约;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1912年,日本与美国结束不平等条约,就此崛起为东亚唯一一个逃脱殖民命运的国家。


游历之后


整本书结束于维新之后的1869年,萨道义随同公使巴夏礼离开日本返回英国,也似乎给人一个错觉:他与日本的缘分也就此而终。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1870年12月,萨道义结束休假,返回日本就任翻译,并逐步与日本高级政治家建立密切关系,直到14年后的1884年才调离日本;之后经暹罗(泰国)、乌拉圭、摩洛哥等地担任领事,最后又于1895年升任英国驻日公使。到1900年,他又调任英国驻华公使,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外交任务独当一面,立下汗马功劳。


累积5次驻日25年间,萨道义得以同日本女子武田兼结婚,并生下两个男孩。虽然反复调任各国,萨道义也长期远离家人,却一生再未另娶,没有让妻子成为普契尼笔下可怜的“蝴蝶夫人”。根据后人整理,萨道义一生共给妻子寄来超过500封书信,足见用情至深。


晚年,萨道义辞去一切官职,带领两个儿子到英国居住。不幸的是,长子武田荣太郎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只能放弃报考剑桥大学而从事农业;次子武田久吉则顺利从伯明翰大学毕业,回到日本以后先后就职于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成为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一直到1972年才以89岁高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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