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个人的铜像。他身穿长袍，头戴具有早稻田大学特色的学士角帽（听说这帽子还是为了防止假冒早稻田大学学生由他本人亲自设计的呢）。他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缔造者大隈重信（1838-1922）。

大隈重信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教育家。他早年为佐贺藩士，曾就读于藩校弘道馆和兰学寮，因为反对儒教式教育被除名，后来到长崎学习英语及英国政治制度等，及早地接触到欧美的政治文化。他曾参与藩政改革和尊王攘夷运动。1867年到京都试图规劝幕府将军“大政奉还”未成，受到“谨慎”（即拘留反省）处分。1871年明治政府大改组后，他成为中枢核心人物之一，其后曾二度组阁担任总理大臣。

大隈重信做过的事，大约可以列举出以下几条：

一、大隈重信早在到大藏省任“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时，就设立了“工部省”，在铁路、灯塔、电信、开矿等方面，为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大隈重信亲自多次苦口婆心地说服涩泽荣一到大藏省出仕，而涩泽荣一在担任国税长官、财务次官等职务期间，他们改革了记账方式，实施了全国丈量，改革了纳税方式、用货币代替粮食，统一了度量衡，制定了运输、邮政的《驿传法》，制定了铺设铁路方案，并统一了政府间参差不齐的各种规定等等。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当然也有大隈重信的功劳。1973年大隈重信开始担任大藏卿7年，致力于造币、铁路和电信设施等事业。据说，大隈重信所在的佐贺藩是日本近代化的“龙头”，蒸汽机机车、宽轨铁路等最早都出现在佐贺藩。大隈重信曾写过两篇文章《打碎封建割据！》《震撼人心的事业》，弘扬和礼赞铁路的好处。故而，大隈重信是著名的“佐贺七贤人”之一。

二、在政治活动方面，大隈重信在幕末倾向“尊王攘夷”运动，在明治新政府中协助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奠定了新政府的基础。后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主张尽早开设国会，从而和伊藤博文发生矛盾而被赶出了新政府。接着他组建立宪改进党推进了自由民权运动。大隈重信在1898年6月，与坂垣退助联合组织宪政党，并组成内阁，是为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为日本政治改革吹进了一丝民主的风。这些说明大隈重信和军国主义专制思想严重的伊藤博文等人是有差别的。

三、在文化教育方面，大隈重信是著名的私立早稻田大学（前身为东京专门学校）的创始人。1907年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早稻田大学是大隈重信政治上失意后的避风港。但就是在野期间，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政治活动。所以，他于1914年第二次组阁。大隈重信创立早稻田大学实际上是创立一所“培养造反者”的大学，强调“在野精神”“学术独立”等主张。当时的亚洲还处在殖民地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化，大隈重信开放交流，让文化调和。创办初期的早稻田大学就吸收了各国留学生来留学。

在日本，本来私立大学里庆应大学是第一块牌子。然而，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庆应大学，相反却知道有个早稻田大学。这大约是因为早稻田大学跟中国的渊源从百年前就开始了：1905年早稻田大学就开设了中国留学生部，头一年就招收762名中国学子，成为日本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府。其中有著名的李大钊、彭湃、廖仲恺、廖承志等人，早稻田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家园和追求强国梦的摇篮。

大隈重信命运多舛，他是日本恐怖活动的早期受害者之一。明治维新后，从锁国中睡醒的日本，看到了在世界上本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急于摆脱受欧美列强欺凌的处境，因此一些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889年时任外相的大隈重信，因考虑到改正不平等条约的困难，就想先争取恢复关税自主权，从而决定将外国法官引进日本的最高裁判所，以博得其信任。这件事遭到了胜海舟的强烈反对，但大隈重信想强行通过自己的方案。右翼团体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用恐怖行为阻止了外相的行动。他向大隈重信的马车投了炸弹，炸掉了大隈重信一条腿。来岛恒喜行凶后拔出短刀自杀身亡，但此举倒是阻止了大隈重信的行动。尽管大隈不顾后果急于求成，但是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一个政治家，说明了某些人的野蛮和残酷，而实际上是政治上无能。

在日本这样一个国权思想强烈、侵略扩张主义思想严重的国家，就连似乎有点理性的文化人兼教育家、政治家也不能避免。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扩张欲望日益强烈，日本应担负起领导亚洲使命的理论呼声很高。面对软弱的清朝政府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瓜分的局面，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倾向中国革命，支持政府对华扩大势力，希望促成中国政治的现代转换，以便成为防御西势东渐的屏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密切注视并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宫崎滔天支持孙中山即是得到当时外相大隈重信的批准。大隈重信还曾提出过“东西文明调和论”。他认为，东西两大文明虽会有冲突，但最终将会融合。而日本肩负着促进和实现这一融合的特殊使命及有利条件。

在戊戌变法那年，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说是日本为报答汉化之恩，有义务抵御西方，以便让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当时日本虽取得了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但仍须与西方强国合作协调，使日本居于有利地位，特别是获得在华最大利益。故而，尽管他前者提出支援中国革命，可是一旦有机可乘，即暴露出野心，提出了独霸中国的“21条”。他的理论和口号，不过是在“文明”和“支援”的幌子下，调和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利害以图获取大利而已，实际上起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大隈重信一生中的最大败笔，是受历史和本人思想的局限，和具有根深蒂固的“日本优越论”思想是分不开的。日本要代表整个亚洲，这种思想由来已久。大隈重信等人的这种思想，影响了日本近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深有影响。日本多次侵略中国、无条件投降后仍然迟迟不认识战争责任，甚至要翻远东军事法庭的案，这里面恐怕也是有其思想上的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