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个问题因社会阶层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斯温森说：“我们这些对日本这个国家还不是很了解的西方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何才能对一般日本人的性格以及特征作正确而且仔细的描绘呢？对一个完全均质社会的描述尚有困难，更不用说混杂着多种要素的日本社会了。因为各阶层间划有 非常明确的界限，相互之间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利益互相对立，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因素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多样性。即使对某一部分的考察是真实合理的，但放在另一地方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因此需要我们谨慎对待，但就现在谈到的年龄阶梯制这个问题来说，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不一致”：虽然在统治阶层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元服以及其他的风俗，但这种风俗更原始地根植于底层的民俗社会中。不过，这种年龄阶梯制在德川社会存在的意义还是没有充分阐明。

染黑牙和剃眉之外，纳妾的风俗也让人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产生怀疑。斯温森甚至疾呼：女性地位是 “日本社会秩序中最悲惨的部分”。用豪吉森的话来说，“这个岛国有很多真正的亲情，对老人的关爱和对孩子的关怀，但只有一个人值得同情，那就是妻子”。因为她们不得不和妾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阿尔曼容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夫妻关系中，妻子被放置在一个极其低下的位置上，让人无限慨叹”。张伯伦在《日本事物志》的“女性的地位”这一章中论述道，日本的妇女们“一直处于被男人掌控的状态，因此拥有宽容心的欧洲人谁都会感到心痛”。因为“女人受到‘三从’观念的束缚，而且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跟妻子离婚”。但是他又补充道：“认为日本女性实际上遭受虐待的想法是与作者的意图相违背的”。在日本不存在伊斯兰国家那样将女人隔离的房间，也没有要求女性裹薄纱的习俗。

有不少的观察者感到日本女性的地位要比中国或是伊斯兰国家高。格里夫就是其中的一位。“研究亚洲生活的学者来到日本以后，对日本女性拥有的地位感到很满足。从中我们明白了日本女性要远比东洋其他国家受到尊敬与爱护。日本女性被给予更大的自由，因此，她们显得更自信更有尊严”。“女人不用裹脚，中下阶层的妇女几乎与美国妇女一样可以自由地出入。”卡廷迪克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日本，妇女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一般会受到非常礼貌的对待，而且能够得到相应的名誉。”只是不像欧洲妇女一样好出风头，她们心甘情愿地处于男人之下，“但绝对不会受到歧视”。

奥利芬也认为：“在东洋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一样给予女性那样多的自由与享受的机会 ”。他的感觉是，日本女性的地位更接近欧洲。不过他说的“不能允许一夫多妻”是有问题的。但是，提利写道：“一夫多妻尽管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并没成为惯例。换句话说虽然上流社会的男人有很多妾，但妻子只有一个。可以享有作为人质送给领主这个荣誉的只有妻子一个女人”。如此说来，他们感到纳妾与所谓的一夫多妻是不同的概念。贝尔格说：“可以说明日本妇女地位高的最好的例子是她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因此，她们可以去工作，可以参与男性的工作”，“这在其他东洋国家是不可能的。她们的举止虽然端庄矜持，同时又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这种状态只有在男女权利平等的关系里才有可能出现。”

在女性地位这一点上给予日本很高评价的观察家们，当然不是站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来评价日本的。如果以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仅依据日本女性地位要比亚洲各国高这一点绝对不是值得肯定的。如前所述，觉得日本妇女生活悲惨的观察家也为数不少，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按照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定的。莫尔斯“从很多的地方意识到妇女地位之卑微，比如在乘马车或是人力车的时候，丈夫总是站在妻子前面；走路的时候，妻子在丈夫身后至少四五英尺远的地方跟着”。换言之，与张伯伦一样，莫尔斯对女人隶属于男人的这一事实感到很心痛。他感到“在我们国家非常平常的对妇女的谦让、礼让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也正如卡廷迪克说的那样，“日本人不知道要对妇人殷勤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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