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记述道：“可以说日本的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当成婴儿来对待”。这恐怕是在与欧美女性—— 有着独立人格，拥有与男人同等资格参与社会活动——相对照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皮埃罗·洛蒂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描绘成“不正经的”、“在人生最严肃的时刻也会笑”的“弹簧玩偶”。在强调她们的“脑 髓重量轻”和“狡猾娇媚的眼睛”时，他所说的跟张伯伦并没有多大差别。张伯伦严厉批评洛蒂在《菊花》以及《秋天的日本》中，仅仅“以自我为中心、以没有同情心的态度”去描写日本，根本没有抓住日本原貌。洛蒂本人在1901年再度访问日本后，他看待日本的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十五年前无法理解的日本少女的魅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但是女人们举止轻佻，“一生都被当做婴儿对待”或者像是只知道笑的愚蠢玩偶也是很自然、没有办法的事。

洛蒂明治十八年（1885）在长崎与一日本少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其实那只是用钱买来的同居生活。日本门户开放后，有不少父母在条约港（treatyport）想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外国人做妾。通过乔治·史密斯的记述，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当地有两名最先到来的传教士，自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起，登门拜访的父母络绎不绝，目的是希望收留自己的女儿，然后每月收取一定的同居费。”洛蒂对这种“婚姻”早已感到厌烦。对方是没有任何“思想”的玩偶，而且“玩偶”脱光了衣服只剩下瘦弱的身体，他想到了逃跑。明治二十年代两度访日的奥地利美术研究专家菲希尔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与洛蒂几乎相同的记录。有一个德国人，这里暂且把他称做库尔特吧。他在日本居住了七年，并与日本女人生育有三个孩子，但他“对日本人已经厌倦透了”，所以想回国。他借口说必须离开这个“临时的家”回到德国建立“真正的家”。库尔特向菲希尔抱怨道：“日本女人就像玩偶，无法与她们真正相处。……你能找到与她们沟通的话题吗？她们又能明白什么呢？”而菲希尔原本认为“日本女人就像是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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