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沿珠江而上；开往广州。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但两舰终于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用舢板船围绕在军舰的四周，把两只军舰上约四百名军队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疲劳困惫，主帅律劳卑发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是疟疾。

　　律劳卑企图用炮舰来对清朝进行恫吓。可是，对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信的方式。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以英国皇帝的名义，对总督和巡抚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义的行为表示抗议， ……对他们滥用权力表示抗议。我要求阁下(波伊特会长)向他们(公行)宣布：英国皇帝是伟大的君主，统治着比中国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世界领土，指挥着所向无敌的勇敢的军队，拥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可以在海上平稳航行的、配备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们关于这封信里所说之事的答复；我将把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们散发信的抄件。这样，一定会有一张抄件能到达北京的皇帝的面钱。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闯来的两艘军舰，调来了提督麾下的大师船二只、驻广州的满洲将军麾下的大小师船六只和内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还把十二只大船各装进石块十万斤，沉入江底，这一带的水深就变浅了。岸上排列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

　　两广总督卢坤也对夷人进行了反驳。不过，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谈话是违法的，所以采取了“给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劳卑用给本国国民——商会会长写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说话，而清朝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督“给公行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大体的内容是这样：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周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带来任何委任状，而且关于这个完全新的问题，也不给予时间让总督请示北京的训令。竟然破坏清国的法律，将军队与武器带进商馆之内(注：九月六日有少数武装的英国人进入商馆内)，并对炮台进行炮击，强行侵入内河。……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天朝的兵马是可怕的军队，枪炮武器堆积如山，一旦调动军队，小小的军舰是不可能防御的。如果律劳卑能悔改前非，撤退军舰，遵守旧制，余还可稍加犹豫：如果他仍然愚昧不悟，余将无法忍耐。天朝的军队一旦发动，他们就将玉石俱焚！

　　律劳卑不得不屈服。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舞台，开始了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国船比哪一年都多，而且大多数是资本少的贸易商的船只，当然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最初商人们也认为为了今后着想，当前应当对清朝采取强硬态度，但后来就逐渐软化了。律劳卑虽躺在病床上；但这种倾向和气氛他肯定是知道的。

　　只要律劳卑一个人离去，贸易就可以恢复。

　　他含着眼泪，决定离开广州。他到广州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居留在广州的同胞再忍耐下去。他发着高烧，仍然提起笔，在命令书上签了字，要求特意叫来的两只军舰撤回到伶仃洋面上去。

　　在离开广州时，他向广州的英国人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

　　……由于中国军队的压迫，也由于施加于英国商人身上的凌辱，现在我们就要离开此地。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威严。现在他可以随意地采取勇敢的行动。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律劳卑自己已不能行走，由两名部下扶着走向码头。

　　九月二十六日，律劳卑躺在担架上，在澳门登岸。

　　九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满意地发出了开舱(恢复贸易)的命令。

　　一切恢复了正常。

　　律劳卑在到达澳门的第十五天上死去。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期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教堂不要敲钟，但这样的关怀也没有起作用。

　　这种情况看起来是清朝方面暂时获得了胜利。

　　但是，虎门内河的各个炮台却未能拦住两只护航舰，这一事实对清朝当局确实是很大的震动。

　　北京紫禁城的主人道光皇帝，打回了广州送来的奏文，愤怒地在上面加了这样的“批”：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兵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人轻视也。

　　六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的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它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而中国方面虽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这六年期间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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