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国，一旦不幸出现自杀者，警方都要介入，经法医鉴定，确认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他杀的怀疑很大，就要立案查明真相。然而，不幸的是有些情况下尸体发现后死亡当时没有证人，于是，人们各执一说，到头来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有的竟成了历史悬案。这里举出的50多年前日本著名的“下山事件”的当事者、原国铁总裁下山定则的情形，就是这类的案件。

1949年7月6日凌晨，有人在国铁常盘线铁路上，发现了身体、衣服被电车轧撕得七零八落的尸体，经查明系时任国铁总裁的下山定则。前一天上班乘专用小轿车走到神田站时，下山定则告诉司机说自己要买点东西，下车走进了“三越”百货店。15个小时后，他就成了被撞得七零八碎的尸体。“下山事件”的社会背景是：战后的混乱刚有所恢复，左翼势力支持下的劳资斗争因为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压力稍有缓解。另一方面，“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等老大难的案子相继发生，其中“下山事件”尤为扑朔迷离。

毕业于东大工学部的下山定则，战后不久被提拔为运输次官；1949年国铁开业，他便受聘当了总裁。然而，他上台伊始，就碰上了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令其裁减95000人的命令。当时国铁有60万人，加之，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感到国铁劳组是左翼的温床，所以强行令其裁人。下山定则上任当月，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就叫第一批先要裁减30700人。美国军官甚至挥着手枪威胁要他加快解雇的行动。而劳动组合方面，则扬言不惜用罢工来对抗。整个国铁，凡组合人员任领导职务者一律抵制上边的命令。劳资之间的矛盾进入胶着状态。受到上挤下压的下山定则，身心疲惫，他生怕火车、电车被罢工停开。

7月5日这天，在国铁总社最后研究第一批裁减方案，他要将当天结果向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报告。在这样的背景下下山定则的暴毙，引起了新闻媒体“自杀”“他杀”的种种分析和揣测。警视厅最初的侦查结论是“他杀”，根据是东京大学法医学教研室的尸检报告：尸体各部分没有出血，证明是“尸体状态下的轧断”。但进行现场搜查的搜查一课，则认为是“自杀”，因为陆续出现目击者，说是看见了下山定则模样的人在现场附近徘徊，并查实下山定则确实到现场附近的旅馆休息过；搜查一课的根据是庆应大学的尸检报告：“活人被轧断时也有不出血的。”在同一个警视厅，“搜查二课”和检察厅认为是“他杀”，坚持侦查背景关系。

就这样，到了1964年，杀人事件的时效即将成立。主张“自杀”的“搜查一课”，已经停止了调查将卷宗归档；而接受了检察厅意见的法务省在时效即将生效的关键时刻，向众院法务委送交了2份绝密报告，这是东京大学法医学教研室作的，举出尸体有钝器伤，根据物检找不到下山定则在现场走动的证据，从而认为“可以考虑是‘休克死亡’”，结论是“他杀”。而对此，警视厅强烈地反驳，对“自杀说”信心十足。就这样，案件至今仍被一片“黑雾”所笼罩。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以此事件为素材，写出了推理小说《黑雾》，曾轰动一时。

对于自杀、他杀的鉴别，本来是法医学领域的事，当然鉴别自杀、他杀也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各种背景。就日本的“下山事件”来说，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笔者认为下山定则显然是自杀。因为1949年7月5日那天，最后的研究不是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就是劳资双方都不满意的结果。这样，下山定则上不能对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有交待，下对不起他的员工，正是人们所说的两面不讨好。自杀，作为某一特定场合解决问题的手段，深深地扎根于相当多的日本人心中。在此情况下，走投无路的下山定则走上自杀道路，是合乎逻辑的。

不过，当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逼迫国铁超大量裁员，倒十分耐人寻味。这一举措反映了美国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转变。本来美军是为了扼死日本军国主义的毒根，才代表战胜国占领日本的。可是，随着它反共防共的需要，开始对左翼运动打压。美国并不关心国铁企业的发展与否，它关心的是左翼运动会不会发展壮大。在这样的策略下，国铁的员工就成了牺牲品，而下山定则就是被殃及的池鱼了。

日本著名精神医学者高桥祥友从精神医师的角度，提出“精神疗法”等，认为人应该强化自尊心。自杀高危人员普遍认为自己在世上已毫无存在价值，越来越感到无地自容，认为解决的办法非自杀莫属。因此，人，要在漆黑中看到光亮。有人说，当一个人为某种情况所逼，感到生不如死的时候，痛痛快快死去也不失为一个脱离苦海的良策。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自杀毕竟是生命的歧路。自杀者的后遗症不仅是自身生命的消亡，而且，给亲朋好友带来无以弥合的创伤。因此，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还是以不自杀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