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者杜尔凯姆（1858–1917）从社会学角度归纳出有一种自杀为“阿诺密（无社会规范）型”，其特征是发生于社会的剧变期，或突如其来的好况、不景气、动乱时期，多发生于暴发户、艺能人、破产者、失业者、退休老人、离异丧偶者等等，这里就有日本的一个例子。

东京大学在学生、著名学生企业家山崎晃嗣，1949年因搞地下金融被捕，所经营的金融会社资不抵债，在走投无路情况下服毒自杀，年仅26岁。

山崎晃嗣（1923–1949），生于千叶县的一个医生世家。他从小学习用功，考上了“一高”，又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在学期间，两年内20门课中有17门获得“优”。1944年山崎晃嗣作为学兵被征入伍，1946年战后不久回到东京大学复学。按说，既然是最高学府的高材生，乖乖地等到毕业或进法务省，或进大银行，灿烂的前途已经向他招手，可山崎晃嗣不然，他拉了几个意气相投的学生在中野开了一家金融会社名叫“光俱乐部”，以13%的高利从民间集资，再以21%到30%的高利向人们融资。结果，开张三个月就集到当时的1000万日元。1949年1月，他的会社即从中野打入银座，当时已经有资本金600万日元、股东400人、社员30人了。可能是东京大学学生当社长招牌引人，搬到银座仅三个月营业额就突破了5000万日元。有了钱以后，山崎晃嗣的个人生活开始放荡。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同时拥有8个情人，其中还有35岁的中年妇女。他写道：世间真无聊，现在我感兴趣的是第27门课程成绩得“优”；高等考试得“优”；性交；再占有别的女人……他甚至连自己的射精次数都有详细统计：34天中射精59次，最高纪录一天竟然4次；他把有的女人肚子搞大，只好叫她打胎，还写道，如果失败，就教唆她自杀。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山崎晃嗣就因为地下金融嫌疑罪被捕，两个月后取保候审被释放，但会社已经无法经营，390多位股东蜂拥而来逼债，3000万日元的债务，只有300万日元供偿还，山崎晃嗣无计可施，他就在偿还期限到期这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喝氰酸钾自尽。留在办公桌上的遗书里写道：“契约是约束人与人的，不适用于死人这种物体，因此我要死。”      

1949年正是日本战败后不久的转型期，伴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其中包括价值观的转换。有的人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改变了自己的境遇，却又因为素质的局限、本人的心理承受力、自控能力的低下以及旧的价值观的惯性等原因，容易和法律打“擦边球”来淘金，并且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在大起大落中沦落下去。一旦不慎遭到惨败，往往就要走上绝路。拿山崎晃嗣来说，本来他可以平安地毕业就职，享受普通人的生活，但年轻的学生偏偏动歪点子，搞不法集资，不仅越搞越大，而且生活随之腐化起来，以致最后资不抵债走上绝路。

山崎晃嗣的罪，被称为“颓废罪的开端”。这句由法文来的外来语曾流行一时。说的是在多愁善感的年龄迎来战败，血气方刚的青年拒绝既成的价值观，有时难免滑到出轨、及时行乐的方向。不久前，日本有位学者专门为山崎晃嗣写了一本书，其视角与众不同。以往人们都是把山崎晃嗣当成加害者，而这位学者则把山崎晃嗣看成不能适应价值观变化的被害者。原来，山崎晃嗣之所以走上邪路有他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山崎晃嗣在战败之前曾被任命为陆军主计少尉，负责某部队的粮秣。接到停战命令后，一个上司命令他参与了隐匿粮食。有人告密，山崎晃嗣以侵吞罪被捕，但山崎晃嗣将罪名一个人顶下而被判1年6个月徒刑。等他出狱后，上司早已推翻了原来的许诺，粮食已被瓜分一空，山崎晃嗣一无所得。于是，山崎晃嗣很为自己相信人情义理的天真而悔恨。故而，那位学者认为，山崎晃嗣搞高利贷不过是对他已不抱希望的社会的报复，他没能在那个社会的夹缝中成功而不得不走上不归路，所以，山崎晃嗣也是一个被社会愚弄的角色。当然，山崎晃嗣的犯罪、破产、毁灭，不排除其自身的原因，不过，那位学者认为社会责任不小的观点也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