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日本人职业的排列等级为“士、农、工、商”，也就是说，武士地位至高无上，商人的地位最低。当时曾有一位著名的商界人士，他推出“经济道德合一论”，以严格的操守经商，不仅本人获得了大成功，改变了商人在日本社会上的地位，而且带动了日本经济的近代化。他的名字叫涩泽荣一（1840-1931）。

涩泽荣一生于日本埼玉县的一个富裕农家，家计是种田，养蚕和制造、贩卖一种染料“蓝玉”。幼少年时代的涩泽荣一，一面帮助家计，一面学习汉学。曾跟随其表兄尾高惇忠专门正规地学习过《论语》。因为屡遭高崎城的代官敲诈，受当时“尊王攘夷”思想影响，曾一度试图和尾高惇忠等一起攻打高崎城，后来被劝止而去了京都。再后，到一桥庆喜（即后来的末代将军）家工作，对一桥家政的改善做出了贡献而渐渐崭露头角。涩泽荣一27岁那年，15代将军德川庆喜的胞弟水户藩主德川昭武去巴黎参观万国博览会，涩泽荣一得到作为随员前往的机会。后来他又在欧洲逗留将近二年，这使他大开眼界，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的各种经济活动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成功后，他奉新政府之命归国后，即在静冈设立了“商法会所”（兼有银行、商社职能）。后明治政府再三敦请他出仕，他坚辞不就。后来大隈重信亲自再三劝说，他推辞不过，才到大藏省担任了相当于现在国税长官、财务次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改革了纳税方式、用货币代替粮食；实施了全国丈量，统一了度量衡；制定了运输、邮政的“驿传法”，制定了铺设铁路方案；还改革了记账方式，并统一了政府间参差不齐的各种规定等等。明治6年（1873年），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感到厌烦的涩泽荣一辞了官职，准备回到初衷，当个民间实业家。后来，天皇钦命其为贵族院议员，他也马上就辞退。给他大藏大臣、东京市长的显赫职位，他也都谢绝了。涩泽荣一以纯粹民间经济人的身份，担任“第一国立银行总监”。又以该银行为据点，一方面大力宣扬他的“道德经济合一论”，一方面创办各种企业，涉猎金融、铁路、海运、矿山、纺织、钢铁冶炼、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多种行业，一生操办了500多个企业。涩泽荣一70岁时从企业界隐退，又为600多个教育机关、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民间外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人们称他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活了91岁。

涩泽荣一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弘扬了商业界的应有道德，廓清了“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他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其著作《“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辨析了《论语》与“算盘”相反相成的关系。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传统观念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古今中外，特别是知识分子，说到“钱”，总是拉不开面皮，似乎就会在人格上低下了多少似的。涩泽荣一认为，这种观念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极其有害。《论语》代表仁义、伦理道德，而“算盘”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必要；他要让人们了解“求利”并不违背儒家古训，只要在道德的约束范畴内，完全可以毫无避讳地去追求利益，而不必产生有悖道德之愧。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还说：“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才能使个人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我们再来看几段涩泽荣一的语录：“拼命用依靠仁义道德的办法来推动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

据说，位于东京兜町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就是根据涩泽荣一的提倡在1878年建立的。

涩泽荣一说：“离开道德的商才，即是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即所谓小聪明，决非真正的商才。”“买卖之德在于卖者买者互利所悦者。”

“义”与“利”恰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两者兼顾，商人才有人格，社会才有诚信，国家才能富强。故而，涩泽荣一这种“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的精神，也显得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