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实死者并非法院判定的“脑溢血致死”，而是受刑讯致死，一位律师冒着犯法被取消律师资格的危险，偷偷地挖出死者尸体将人头割下偷走，请权威机构出具了权威的鉴定，从而这位律师扳倒了国家权力的判决，还事情以本来面目，凶手警察终于被绳之以法，被害者冤情得以昭雪。这就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轰动一时的“人头事件”。这位富有正义感、有胆有识者，就是正木昊（1896-1975）。

1944年1月22日凌晨4时30分，被关在茨城县那珂郡大宫警署拘留所的嫌疑犯大槻彻（46岁）突然死亡。死者是附近加最煤矿的现场主任，两天前因打牌赌博被逮捕，在受到警署巡查部长大塚的审问后死亡。关于死因村医生鉴定为“脑溢血致死”。

然而，在东京的矿主佐藤静子（44岁）却感到事有蹊跷，那么健康的大槻彻怎么可能突然死亡呢？她判断莫不是在警署遭到了致命拷打？她委托律师正木昊，希望能查清大槻彻的真正死因。和大槻彻一起被捕的还有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受到了拷打。据他们说，警察并没有多问打牌赌博的事，倒拼命逼迫大槻彻承认偷买黑市大米送给矿主。正木昊想，原来警察是要借经济犯罪来来惩罚加最煤矿。1944年当时正值战争中，日本已显出明显的败相，那时的警察和军部勾结，在“圣战”名义下，追究一些老百姓的所谓“经济犯罪”，来更残酷地压迫下民百姓。那些警察一个特点是欺负软弱者，另一个特点是严刑逼供。

听了情况介绍后，职业的敏感使正木昊感到大槻彻之死定有蹊跷，出于正义感他决心搞个水落石出。他带上佐藤静子到司法省刑事局，要求参加大槻彻的尸体解剖。检察官说，时间地点还没定。而当他俩一走，当天傍晚检察院方面即命令水户检察局将大槻彻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匆匆进行了解剖，在场的只有大槻彻的胞弟。

待正木昊和佐藤静子驱车赶到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不过，正木昊还是从大槻彻之弟和矿上人们的谈话中抓住了重要线索。一是切开头盖骨时，看到内部大量充血；二是大宫署的大塚巡查在饭桌上对大宫派出所所长透露：给大槻彻上了私刑；三是警察署急于叫矿上将尸体运回掩埋。

正木昊越来越怀疑着里面有隐情了。因为根据法医学的起码常识，脑溢血不可能脑膜下大量出血，显然是遭到打击的证据。第二天，决心穷追到底的正木昊明知违法还是偷偷地潜入坟地，掘出尸体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去找开具死亡诊断书的村医和主刀解剖的警医。村医坚持“脑溢血”的观点，警医则装聋作哑，说是原来并不知死者是死于拘留所。这一来反倒欲盖弥彰，更加证实了正木昊的判断。正木昊他们剩下的路就只有利用律师协会的影响对检察方面施加压力，促使重新鉴定了。但这需要时间，而尸体能完好保存到那个时候吗？正木昊几乎愁肠百结了。

偷割人头！拿到东京请法医权威专家鉴定——回到东京的正木昊脑子里酝酿着这个大胆的计划。作为律师，他当然了解此举的风险——弄得不好，他会被以“损毁尸体罪”起诉。但他想，只要能搞清事实真相，警察的犯罪得到惩处，他个人的荣辱算不了什么！2月1日，正木昊和佐藤静子、还有东京大学的两位雇员乘电车到了水户，又包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长仓村坟地。他们再次悄悄地挖出大槻彻的尸体，割下他的人头包好，再从从另外的车站上车回东京了。他们将人头通过一位好友教授拜托全国法医权威、东京大学古畑教授给予鉴定。当时的东京大学本来只接受官方的送检，对民间的送检一律谢绝的。但因里面有那位教授好友的面子，古畑教授就给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有三条：一、该人头未见脑溢血证据；二、存在外力打击引起的异常；三、该异常可致命。鉴定结果完全证实了正木昊的判断，正木昊欢欣雀跃，就要凯歌高奏了。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怎么等也见不到起诉大塚巡查的动静，不仅如此，检察方面态度反而强硬起来：“检察官在场、警医主刀的解剖当然可信。古畑鉴定是私人拜托，不可信。我们倒要起诉正木昊私掘坟墓损毁尸体罪！”检察官偏袒警察，走投无路的正木昊只好越级直接向他过去认识的司法大臣岩村反映。而岩村却说两边都是医生，没法说谁对谁错。正木昊又提出大槻彻后背还有棒打伤痕，大臣则反问为什么古畑鉴定上没有反映，这时大臣还不知道正木昊仅仅把人头偷了来。正木昊只好说，躯干还在当地，应该连躯干一起鉴定。加上秘书在旁边建言，2月23日，大臣发出命令，东京大学古畑教授和庆应大学中馆教授火速赶往现场鉴定躯干。其结果，两位教授认为尸体后背的伤似死人斑，另外在前胸发现了十多处擦伤；特别是警医鉴定上写着“用手术刀切开尸体心脏大动脉，发现其动脉有粥状硬化”，而据两位教授实查，尸体上并无任何手术刀痕迹。这一来，警察方面“脑溢血”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了。检察方面也不便再坚持，便又叫把大槻彻的人头送到庆应大学中馆教授处再鉴定。其结果当然和古畑鉴定相同。于是，撤换检察官，到4月8日，对大塚提起公诉并逮捕收监，请求预审。

然而，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人头事件”的结局因为很使警察、检察方面没有面子，所以执行起来阻力重重。到这年秋天，水户地方法院居然将被告大塚宣判“无罪”。一直到事件发生12年后的1955年，东京高等法院才将大塚判为“有罪”，执行“3年徒刑”。正木昊的冒险斗争终获胜利。

正木昊生于东京。府立三中毕业后先考入位于名古屋的“八高”理科，后又重新考入鹿儿岛的“七高”英法科。从“七高”毕业后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他几乎不在学校露面，而是在长野县的饭田中学兼任英语代课教师。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他就留在饭田中学当了教师。他从小就形成了富有正义感、敢于向厚黑的权势挑战、刚直不阿的性格。当时的时代背景，“大正民主”已经退潮，当权者慑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试图进一步以强权扼杀自由，进一步神化天皇权威；并借关东大震灾之机制造“大量残杀朝鲜人”“大杉荣被毒打致死”等事件，企图从根本上扑灭大正民主的火焰。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检举“赤色分子”的空气中，曾吐露过批判天皇制言辞的正木昊自然地成了被注意的对象。有一天，已沦为官宪爪牙的国文教师为了向警察邀功，趁正木昊不在时偷偷溜进正木昊的宿舍搜查，为的是找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类书籍以作为检举正木昊的证据。但他看到的都是哲学书，并没有发现一本他想找的书籍。了解到此事的热血男儿正木昊也反过头来调查该教师的言行，发现他有男女关系劣迹。于是，正木昊强烈要求校长赶走这个教师，他寸步不让：“如果校长不把这种有劣迹的教师赶出学校，我将把他的丑行公布于众！”并且表示：校长如答应把他赶走，我自己也随之辞职。正木昊这种孤注一掷的战法，最终迫使校长把那个教师赶走了。东京大学法学部出来的人大都具有特权意识，准备当高级官吏。而正木昊恰恰相反，他对这些没有兴趣，他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正义而战。

正木昊作为收入丰厚的律师的生活没过几年，就到了全面侵华的1937年，他创刊了个人刊物《来自近处》，用巧妙的方式对和军部狼狈为奸的公检法国家权力口诛笔伐。他的杂志的内容有：“大臣和大将满口花言巧语，但却中饱私囊而毫不知耻”“战争何其悲惨，而不可一世的军人们却将民众驱赶上战场，自己躲在安全地带隔岸观火。”正木昊之所以没有遭到不幸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他的职业，加上他巧妙的斗争策略。他说：“我经常利用天皇名义写文章，以天皇制作盾牌，给人以肯定战争的错觉，实际上利用反语，逆说、暗喻，来躲过鹰犬们的眼睛。”

作为律师，正木昊连续接手了一系列公检法同流合污制造的冤假错案，如“五一事件”、“三鹰事件”、“八海事件”、“菅生事件”等。他认为，出现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官们没有摆脱旧宪法意识”，可谓一语中的。

因有名的“历史教科书事件”而坚持正义立场的家永三郎教授曾为正木昊律师写了传记，家永三郎教授说，他“将战时下的合法抵抗发挥到了极限”，他是“日本的良心”。

无论是以强权压制法律的时代，还是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国家，多么需要更多的像正木昊这样坚持正义而刚直不阿的律师啊！